第四百零九章 纪实风格

林晓玲从华国电视台把那部新闻纪录片拿了过来，反复的看了几遍。

这部纪录片主要是为了宣传国家人性化的政策，犯人只要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就能获得假释，回家和亲人团聚。

更多的是宣传材料，犯人和家人见面的场景不多。

不过正是在这不多的场景里，却有着一种感动人心的东西。

镜头捕捉到几个瞬间，犯人那种悔恨和牵挂的情感极为真挚，即便专业演员也很难演绎。

因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真实。

演员的表演本来就来源于生活，一个演员不是罪犯，不是神经病，不是强盗，可在演戏的时候他要模仿这些角色。

他没有这种经历，只能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各色人物进行模仿。

在艺术学院的表演系，老师往往要求学生到火车站或者旅游景点，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

记录下这些人的特点和行为举止，在课堂上扮演不同的人物。

有些演员为了演好一部戏会花时间体验生活，了解这个角色的生活环境。

观众看完一部片子，会评价这个演员演的很像，但无论演员怎么演，还是表演，远没有生活的原貌那么真实。

纪录片就起到这种作用，它能近乎真实的记录下生活的面貌，虽然生活中大部分时候都很平凡和普通，不过总有某些瞬间能够感动人的心灵。

作为导演，林晓玲就是要把这个瞬间提取出来，放在电影里。

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看了纪录片，林晓玲心里有了谱，她确定了两点，一个是这个题材有东西可拍，另一个是这部片子要使用纪实风格来拍。

纪实风格的电影和纪录片有所区别。

纪录片是对时事新闻素材进行创造性处理的影片，它采用的素材是真实的。

纪实风格的电影或许取材于真实的事件，不过它的细节是虚构的，是经过艺术处理和加工的，它只是一部电影，不承担纪录片的作用。

不过，相对于那些戏剧化或者技术化的电影，纪实风格的电影更接近生活。

观众可以通过电影直接看到生活中正在变化着的，正在消失或滋长的东西。

《我们俩》这部影片只能说是生活化，并不算是纪实风格的电影，因为它把生活中的矛盾给集中了，看起来像是生活，实际上，生活要更为平淡。

纪实风格的电影要尽可能客观的讲述一个故事，不唯美，不矫情，平平淡淡。

这些知识林晓玲在学校里系统的学习过，她拍过纪录片，算得上有一定的经验。

她清楚采用纪实风格来拍是很冒险的事情，这意味着剧情没有太多冲突，很难吸引观众。

这需要她在选择拍摄素材的时候找一些能给观众带来触动的故事，犯人进入监狱的理由各不相同，其中杀人犯应该是最严重的罪行。

一个女性杀人犯的故事或许能引起观众的感触。

林晓玲不是想拍一个穷凶极恶的女人，而是想拍这背后的故事，她要到监狱里了解案情，从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你要去找杀人犯啊？”徐静蕾惊讶道，“其他的罪犯也有故事可拍，没必要这么冒险。”

“又不是直接和她们见面，就是翻翻资料，碰到合适的再找当事人谈谈，这有什么危险。”林晓玲无所谓地说道，“放心吧，我会找人陪着去的。”

“我忙着拍戏，不然就和你一块了。”徐静蕾无奈道。

“以后要体验生活，你少不了到监狱里走一遭，要有心理准备。”林晓玲调侃道。

说干就干，林晓玲联系了京城女子监狱，以前是女子劳教所，这两年改成了监狱，专门关押京城户籍的女犯人。

拿着好梦公司开具的证明，在一名员工的陪同下，林晓玲走进了监狱。

没有想象中的恐怖，监狱人员给她提供了一些档案材料。

在翻查了几十份材料后，林晓玲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罪大恶极，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一时失手，犯下了难以弥补的罪行。

其中有一个案子最为明显。

在八十年代，有一户普通的人家，这户人家是离婚重组的家庭，母亲带着女儿小红嫁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也有一个女儿叫做小琴。

一家四口就这么生活在了一起。

可亲疏有别，作为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小琴要照顾些，对小红就疏远些。

有一天，小琴偷拿了父亲放在窗台上的五块钱，父亲没有找到，就怀疑是小红偷了钱，为此在家里大吵了一顿。

小琴害怕，就把钱藏在了小红的枕头下面，被大人发现。

这更加证实了小红偷钱的事实，小红被母亲骂了一顿。

小红知道不是自己做的，她被陷害了，在上学的路上，她找小琴理论，但小琴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