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2]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