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训所在 目的是个问题

熙宁四年（1071）五月，北宋首都发生了一起上访群众大闹京师的事件。据正史记载，闹事的是开封境内东明县的农民，人数上千。他们先去了开封府，后去了御史台，而最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居然冲进了王安石的私人住宅。

这事可就真闹大了。

神宗闻讯，下令立案侦查，案情也很快查明。御史中丞杨绘报告，这些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在推行新法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原因则在司农寺（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实施细则和越权干预。开封府当然不予受理，上访群众一怒之下便冲进了宰相家中，却被告知此事相府不知。不过，王安石还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来，知县知道吗？

上访群众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又去了御史台，被杨绘劝散。

此事的后续不甚了然，王安石却显然挨了一棒。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变法是为了让民众过上好日子。那么，东明县这些农民又为什么要上访呢？何况还是在农忙季节。

王安石只好把一肚子气出在东明知县身上。他说：这个知县也太不像话。自己的问题不去解决，却往上面推。如果天下人都像这样，动不动就进京拦驾击鼓，聚众闹事，那还成何体统！治百姓就该动真格的，不能示以姑息。[39]

看来，他还是不肯检讨自己。

那么，激怒了东明县民的，又是什么呢？

免役法。

前面说过，免役是王安石最得意，司马光最痛恨，苏轼认为修正后可以保留的新法，核心则是差役的货币化。货币化的好处第一章已经讲过，道理则如苏轼所说，出钱的不用出力，出力的不用出钱，天经地义，各得其所。[40]

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至于东明县民闹事，则是因为司农寺负责人邓绾和曾布胡来。我们知道，差役货币化有个交多少钱的问题，数额则由县里按照财产的多少定出等级，邓绾和曾布却以司农寺的名义另设标准。民众该交的钱变多了，当然要上访。

这么说，错误出在执行环节，政策是没问题的？

当然有。因为此法名为免役，其实劳役没免，只是改成交钱。钱这玩意，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正如司马光所说，农民手里并没有钱，就连地主也没多少现金。要交免役钱，只能卖粮。大家都卖粮，粮价就会跌。但是官府不管这些，催款如催命。逼急了，就只好卖房卖地卖耕牛。[41]

请问，这是利民还是祸民？

不过认真说来，这只是技术问题。解决的办法，则是由民众自由选择，愿意出钱的出钱，愿意出力的出力，差役法和免役法并存。倘能如此，改革也不至于一败涂地。[42]

可惜，王安石还有保甲法。

保甲法的立法精神，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化管理。王安石规定：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每家每户两个男孩选一人为保丁，参加军事训练；大保每天晚上轮流派出五人，在保内巡逻。看清楚了吧？实行差役法时，农民要到官府当差。现在不当差了，改为当兵，当辅警。[43]

这可是凭空多出来的役使。出钱不用出力，变成了出钱还要出力，怎么是减轻农民负担？再说了，原来的跑腿送信隔三岔五才有一次，现在的站岗放哨却是天天都有，又岂能不违农时？何况保内出了事情，保民还要负连带责任。难怪就连章惇也说，保甲法哪怕存在一天都是祸害。[44]

显然，要保留免役法，就必须废除保甲法。

然而在王安石那里，却是通盘考虑的。两法的实行都在熙宁三年十二月，初九立保甲法，二十二日行免役法。保甲在前，免役在后，这可绝不是碰巧。事实上，王安石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因此即便先有了保甲法，收免役钱时也不等价交换，而是要加收百分之二十，叫宽剩钱。青苗贷款的利率也是百分之二十，半年收一次，一年下来就是百分之四十，还要说是低息。[45]

从这一墓志铭中可见宋代保甲法中都保长保正的名称。据“话说中国历史系列”《昌文偃武的时代：宋》第49页。

变法之用心，已昭然若揭。

实际上，正如本书开始就说过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危机。因此，正如那位被打发到湖南衡阳看守盐仓的监察官员刘挚所言，为了理财，屠夫商贩也出进政事堂；为了牟利，针头线脑也要官府来卖。政府拼命赚钱大发横财，抢夺市场与民争利更是不争之事实。[46]

比如市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