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第3/4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当初在湖州，都和王亚樵拜过把子。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时间到了1933年。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共产党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林彪8万元；彭德怀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按期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无法可想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他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给余婉君安排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人生的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用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不到两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