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第2/2页）

当代中国民俗学从北京大学起源时，曾有过一次著名的有关妙峰山庙会的调查，后来人们也曾做过不少追踪性研究(6)。其成果固然煌煌大观，但都较少注意到在以庙会、庙会轮值及“香会”形式所组织起来的民众信仰体系的底层，可能还有类似于“四大门”信仰之类的构造。即便是被认为最有价值的顾颉刚先生《妙峰山的香会》一文，也主要只是依据他所抄录的香会“会帖”写成的(7)。就此而言，时隔六十多年，《四大门》这篇论文给我们的启发依然十分重要，它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有不宜忽视的学术意义。我以为，“四大门”之类的信仰和京津、华北一带的庙会或庙会轮值体系之间的深层关系，乃是今后值得进一步重视和开拓的学术课题。

受到杜尔干的宗教观和其社会学观点的影响，《四大门》的作者相信，农民的此种信仰便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的理由。因此，他是把“四大门”信仰当做一类“社会事实”展开调查和研究的。他认为，即便是“四大门”这一类民俗宗教的存在，也是与其所在社会的情形相吻合的。就是说，透过“四大门”信仰，我们有可能对当年北京西北郊的乡民社会获致一定程度的了解。

作者的“四大门”研究，同时也很重视社会功能的分析，重视在社区背景下理解“四大门”信仰及其神职人员即“香头”的各种活动，包括香头的社会地位与社区任务、香头相互间的社会关系网络、香头与乡民间的联系以及香头独特的礼仪等。作者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破除迷信”的时代压力下，香头制度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得以延续，即便今天看来，依然是并未过时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