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如何研究社会史（第2/5页）

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

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

二

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

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

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

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