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第2版①序言 等级、格调，新的社会话题（第2/3页）

另一方面，按照这些批评家的逻辑，由于《格调》写的是美国，因而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调，在我看来这几乎是对国人的冒犯。也许中国人的生活再回到过去的“无差别”时代，才比较符合批评家们为国人设计的价值定位。虽然按照沈文的说法，讨论这个问题会“沦为最没有品味的行为之一”，但这一论断并没能阻止人们用大量的报刊篇幅从事这一“没有品味”的行为。

3. 中国之现实

既然争论集中在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上，对这一现实的判定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时会大为好奇，《格调》批评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现实。

我所使用的判断依据大致有三个方面：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这些层面上，我观察到的情形是，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是教育、阅读、运动、娱乐、休闲等文化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地对法治、权利、社会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人们迫切渴望全面改善的事物。如果实现这些需求的过程重新出现了社会分层，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异，也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变化在有些人看来几乎不能容忍？为什么给人们提示阶层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书被视为“误导”？难道没有此书的出版，人们就会终止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显然，这些文章都认为只有金钱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换句话说，只有金钱是划分等级和品味高下的标准，没钱的人断然不会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调》一书是在讥嘲穷人，标榜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看似出于同情“劳苦大众”而进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劳苦大众”宣判：他们的生活品味将永远得不到改善，因为那是有钱人的专利。

认真读过此书的人知道，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过一个人的格调判断其社会等级，并非意在提倡等级歧视。第二，作者坚定地认为金钱并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他在书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论断，比如美国总统的例子，名演员的例子，百万富翁的例子，地方议员的例子等等，他们都很有钱，但都缺少品味。为了说明钱不决定一切的道理，他还举了“蓝先生”与“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类”的概念，为人们摆脱等级困境提供了出路。

其实，《格调》批评者的表面说法只是烟雾，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怎样看待社会分层。

从这些批评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嗅出“乌托邦理想”和“平等社会”的潜台词。他们不能容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的现实。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我只能猜测，除了对社会现实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个存在等级差别和物质不平等的社会里，他们作为“精英分子”难以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越地位。而在一个“乌托邦”社会中，只有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劳苦大众”只能俯首听命。

至于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这些人的精神优越感：“《格调》的畅销恰恰是目前趋炎附势、社会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现，它掌握、利用并且扩大了这样的趋势和这样的潮流。”（见《深圳周刊》林维稼的文章：《〈格调〉：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饭》）

暂且不论《格调》是否具有这样的魔力，单从以上说法的严厉，便可以感觉到这些批评者的颐指气使。他们能够并且必须为大众生活方式的选择操心，必须代表社会良知行使道德权力。在他们看来，社会中的多数仍然是“劳动人民”或“劳苦大众”，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不愿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新的社会特征，继续用他们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指控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人们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努力斥为“庸俗”。

说到底，一个没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会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个存在等级差异的社会令他们无所适从。为了保住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和话语权力，他们不得不对诸如生活格调这类会令他们“迷失”的事物展开批判。对于这样一个正在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群体，我想再说几句话。

4. 知识分子悖论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其生活形态和社会定位充满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阶层。新的社会分层使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充满变数，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走向，大抵取决于其知识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