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地理大发现及其世界影响

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绰号“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就为戏剧性的海洋发现航行创造了条件，这些航行为欧洲人打开了全球可居住地区的大门。他所做的就是把能够得到的最好理论知识与水手和造船技巧的传统规则联系起来，以便扩大他的船只适航的范围。亨利王子希望绕过非洲，与半神话传说中的基督教徒“教士约翰”联合起来，从侧翼包围并最终制服伊斯兰教王国。来自奴隶贸易和其他非洲沿岸掠夺而来的商品利润有助于支持这个事业，但是这不是关键的动机。

导航仍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满意的航行计时器发明（1760年）为止，精确确定地球经度（东—西）的方法还未知。纬度（南—北）可以通过找到正午太阳与地平线之间的角度而测量出来。由于拥有一年中每天已知纬度的太阳误差表，所以赤道南北30英里之内一名海船船长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即使利用比较简陋的观察仪器。诀窍在于编制准确的表格。亨利王子把这个任务交给一批特选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过长期计算，他们为葡萄牙的航海船长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通过推测向东或向西航行的距离，探险家能够绘制非洲沿岸的航海图，使后来的航海家能够在深海中航行更远的距离，而且船只按照精确纬度朝着预定的着陆点航行。例如，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不见陆地的情况下航行了97天，但是仍然准确地航行到了好望角，尽管自从9年前巴托罗缪·迪亚斯首次到过后，再也没有欧洲人光顾过好望角。

达·伽马的方法与早期所有欧洲海洋航行水手使用的方法相同。他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这次是好望角，因为迪亚斯在探险航行中已经测量并记录了它。通过向大西洋深处航行，那里没有来自鱼群的危险，但多风且风力更强大，达·伽马安全地到达他意向中的着陆点的纬度，比他沿着海岸航行快捷得多。然后，他调转船头向东，直到预想的海岸出现于视线之中。只要船长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通过离开海岸向北或向南航行到适当之处，然后调转船头，沿着适当的纬度线向东或向西航行，直到看见陆地，准确地导入港口，他就非常容易找到目的地。

欧洲的造船业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进步。葡萄牙占据了领先地位，增加了桅杆数量，至少较大的中央桅杆上安装了不止一片船帆。这使水手能够调整船帆，以适应不同的风向和海浪，使船只更灵活机动，更适于航海。反过来，这促进了更大型船只的建造；但是大型的船只要求更结实的船体。因此，到1500年，强大的龙骨、厚重的船肋材料、双层橡木船板，使欧洲船只能够承受船载大炮的沉重后坐力。船体结构较轻的船只，如那些更适于在印度洋等比较平静水域航行的船只，就不能在船身动摇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射击。

欧洲造船业的这些发展使海上作战的通常方式完全过时了。在抵抗200码之遥发射炮弹就能击毁敌舰，也能够灵活机动置敌船于炮弹射程范围之内的船只时，船体撞击并登上甲板搏斗这种早期的标准战术很少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当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麦哲伦和许多名声不大但胆子不小的船长为欧洲航海开辟全球海洋时，与其他地区建造的、适于风暴较小水域航行的船只相比，他们为了北大西洋水域航行而建造的船只占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中国和日本的平底帆船是唯一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通常没有可与欧洲船只相媲美的重炮。远东相对缺少铸造大炮的金属，而比较粗陋但规模大得多的冶金业，使欧洲人能够比远东造船者通常能承担更昂贵的装备。

这些技术因素有助于解释欧洲人最初沿着海路扩张之迅速。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首次绕过好望角往返印度的航行。10年后，葡萄牙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打败了人数占优的穆斯林舰队，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他们还立即在果阿（1510年）、马六甲（1511年）和霍尔木兹（1515年）等战略要塞建立了海军基地。1511～1512年，葡萄牙发动了对“香料群岛”的远征，1513年一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东。32年后，葡萄牙打开了对日本传教和贸易的大门（1545年），1557年，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澳门建立起来。葡萄牙在这里的扩张把它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帝国远远甩在后面，西班牙则于1571年经过墨西哥占据了菲律宾。

至于亚洲文明，1500年欧洲占据的海上优势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不同。例如，从中华帝国政府角度来看，海上贸易是否落入任何新的蛮夷之手，这无关紧要。对北京来说，东南亚的穆斯林、日本的倭寇和“鹰钩鼻子”欧洲“南海蛮夷”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统治者很少关心商业事务，第乌（1509年）惨败后，他们也没有团结起来反对葡萄牙人。而穆斯林的贸易船只仅仅是逃避葡萄牙人巡逻船只的追缉，由于远离母国，所以葡萄牙人的巡逻力量一直是不足的。轻快的小型船只很快几乎又能像以前一样从事贸易。对穆斯林商人和船主来说，偶尔被葡萄牙捕获船只仅仅是不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