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7/8页）

第一，革命者打破了所有质疑，证明政府实际上是人创造的，并且至少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操控。“神创政府”和上帝指定某些人掌握统治权的旧观点，在宣称成功地依据人民意愿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面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思想独立于自由政治观点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如果贫困或不公正继续存在，就可以对局势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补救。因此，社会开始被看作可以无限塑造，可以通过适当的改变标准而慢慢地调整，而且也需要开始被重新进行建构。

所有这一切都与旧观念有很大差别。1789年以前，大多数人都承认生活在根据神的意志所建立、不能也不应被改变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因此，随着新自由思想浪潮的传播，对这种由快速工业化社会所创造的社会需求显著的回应显得更加迅速，并较之以前来说没有产生激烈的抵制。

第二，法国大革命和所有欧洲政府在之后几十年中的政治经验表明，如果政治领袖在他的控制之下有足够的手段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政府可以获得比旧制度的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全民兵役制，全体人民支持的政府可以征募人力的规模是旧制度的君主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同样表明了民选政府可以有效地扩大活动范围，即一个稳定的税收规模，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则未能建立一种与其臣民的有效关系。

增强政治适应性和扩大权利是西方文明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为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而工业革命也增强了适应性，并且扩大了西方人的实际权力。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式生活权利和财富的兴起，以至于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无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知识和文化的革命

西方优越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秘密不单是物质优势和政治组织的问题——尽管这些很重要。另外，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追求真理的西方科学知识成就和西方人渴望对美丽的艺术表达所达到的深度、影响力和复杂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对发生在1789～1914年间西方世界文化活动的规模和多样性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通常并不困难。对于19世纪早期阶段开始获得赞扬、注重个人的自我展示和具有创意的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对欧洲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独特的历史进程中的兴趣，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激发，同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差异性的民族价值把文学划分成了不同的民族流派。

另一方面，科学依旧是国际性和公共性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追溯科学发展的主线。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两个对立且根本不可调和的见解（科学和文学、艺术）都历经非同寻常的苦心经营。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一系列难题和矛盾开始使人们意识到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各自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就是经典牛顿学说。四个基本概念（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看似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这个成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由分子、原子和亚原子（1897年之后）所组成的物质不灭对应了一种同样的能量守恒，而且似乎所有化学和物理变化都能被解释为不灭的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永久和无限的整合或重组。

之前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现象都成为这个伟大设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化学变化的过程开始从分子、原子和电子相互作用的层面来理解；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其中每一种发生变化，其他的就会吸收或释放能量。我们知道这种认识通常可以让化学家控制并改变自然进程，因此，就可以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创造新产业和改进旧产品。同样作为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X光和高能辐射等多种现象开始被视为不间断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对这些电磁波谱的掌握和操纵也成为拓展人类力量的显著手段。

然而，在19世纪末期，以前未曾怀疑的缺陷开始给一个优雅、明晰的世界梦想蒙上阴影。随着起初将分子而后是原子分解为震荡于浩瀚的空间之中的微小粒子时，物质就失去了稳定性。同样能量有时也似乎在粒子或量子中发生作用。然而，这一切最让人意外和沮丧的是意图通过太空测定地球速度的试验而产生的奇怪结果。阿尔伯特·迈克尔逊（1931年去世）用极其精密的仪器发现，光在任何方向都以同样的速度传播，即便是从快速移动的地球平台上发射。1887年首次得出的这个结果似乎与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完全不一致，根据普通的逻辑，在地球运动方向发射的光的速度应该要比从其运动反方向发射的要快，因为光传播速度在前一种情况中应加上地球速度，而第二种情况中应减去地球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