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第3/7页）

孔子所处的时代的性质已约略表过。在宗教思想上，孔子是大致跟着时代走的。他虽然还相信一个有意志有计划的天帝，但那已经不是可以用牺牲玉帛贿买的天帝，而是在无声无嗅中主持正道的天帝了。他绝口不谈鬼神的奇迹。有人向他请教奉事鬼神的道理，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向他请教死的道理，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他教人“敬鬼神而远之”，教人“祭如在”。“远之”就是不当真倚靠它们；“如在”就是根本怀疑它们的存在了。不过既然根本怀疑它们存在，为什么还要向它们致祭，为它们举行繁缛的葬礼，并且守着三年的丧呢？孔子的答案是以此报答先人的恩德，非如此则于心不安，于心不安的事而偏要做，便是不仁。把宗教仪节的迷信意义剥去，只给它们保留或加上道德的意义，这种见解虽然不必是孔子所创，在当时乃是甚新的。

在政治主张上，孔子却是逆着时代走的。他的理想是以复古为革新，他要制裁那些僭越的家臣，僭越的大夫，僭越的诸侯，甚至那些不肯在贵族脚下安守旧分的民众。他的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是历史兴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语。他尽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后，觉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华，文物灿备，不禁说道：“吾从周！”除了一些小节的修正，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乐则韶舞”等等以外，他对于西周盛时的文物典章全盘接受，并且以它们的守护者自任。他盼望整个中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

他的理想怎样实现呢？照他不客气的看法，只有等待一个“明王”出来，用他弼辅，像武王之于周公。手把大钺的周公，那是他毕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还因“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自己的衰颓。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于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一部分。他对于管仲也是不胜欣慕的。更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小小的千乘之国付托给他，如郑国之于子产，他的怀抱也可以稍为展舒。他的政治理想虽高，他对于一个弱国处理的切实办法，并不是捉摸不着。有一回他的门人子贡向他问政，他答道，要“足食、足兵，人民见信”。问：若不得已在三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兵。”再问：若不得已在余下的两项中去一，先去哪项？答道：“去食。从古都有死，人民没有信心便站不住。”他又说：“一个国家，不怕人口少，只怕人心不安，不怕穷，只怕贫富不均。”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大家只知道贫弱为忧的鲁国而发的。

“假如有用我的，仅只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说。

第四节孔子与政治

但是谁能拔用孔子呢？鲁昭公不用说了，他十九岁即位，“犹有童心”，况兼是个傀儡。孟孙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门人，但他还是个后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大权独揽。但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礼乐，致孔子慨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发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齐国跑。

他到齐国，大约是避乱的成分少，而找机会的成分多。这时距齐人灭莱之役已五十年；景公即位已三十一年，崔国、栾、高诸巨室已先后被灭，陈氏已开始收拾人心，蓄养实力。景公固然不是个怎样的贤君。他的厚敛曾弄到民力三分之二归入公家；他的淫刑曾弄到都城的市里“履贱踊（被刖者所用）贵”。他听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类的话，当然要皱眉。但他听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一类的话却不由不大赞“善哉！善哉！”但不知是他的眼力，抑或是他的腕力不够呢？他始终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齐七八年，虽然养尊处优，还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个胡芦，被人“系而不食”。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么？乘着鲁定公即位（前509年），鲁国或有转机，他便回到祖国。

他归鲁后约莫三四年而阳虎的独裁开始。眼光如炬的阳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会干谒到他的，却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个穷儒。依礼，贵臣对下士若有馈赠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贵臣门上拜谢。于是阳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时候，送一大方熟猪肉给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后去拜谢。可是他们竟在途中相遇，阳虎劈头就说：“来！我和你说句话。怀着自己的宝贝，却瞒着国人，这可谓仁吗？”孔子只得回答道：“不可。”“喜欢活动，却坐失时机，这可谓智吗？”孔子只得答道：“不可。”阳虎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岁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只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