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记服装企业家印常荣 金宝森

［访谈者按］金宝森先生是印嘉佑先生的姐夫，也就是印常荣的女婿。印嘉佑的姐姐名印丽雅，在印嘉佑先生的口述中对她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讲述。

金宝森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在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一书中(321—326页)，对于印常荣先生的情况，与印嘉佑的叙述略有参差，而以印嘉佑先生所述更为平实坦率，可互相参照。这里截取的，是金先生文的一部分。

印常荣，字华亭，满洲镶白旗明辉佐领下，萨克达氏。父亲萨克达德山，幼年读书，成丁后，被挑选为马甲养育兵，就读于国子监，成为候补天文生。成家后，由于钱粮极少，只好去私塾训蒙。但仍难以养家糊口，遂弃学而从事手工劳动，在家中制做旗人妇女使用的“两把头”，拿到花市、隆福寺、护国寺等地摆摊售卖。辛亥鼎新后，因“两把头”无人使用，改做绒绢纸花，以为赡家之计。

常荣家从清兵入关后，世居北京。他于1903年出生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南小市口内中国强胡同枣树院1号。常荣幼年失恃，1911年继母生弟常庆，1925年再继母生弟常禄。常荣幼承父训，颇谙满族礼仪，友爱两幼弟无间，直至逝日。

常荣8岁开始读书，12岁小学四年级毕业。此期间，历经辛亥鼎革与家庭变化，首先改变了姓氏。萨克达系满语，汉译为祖或老，其父唯恐余人接交互通姓氏时有不恭之嫌，乃以其祖名之第一字为姓，改萨克达为印。其次，家庭经济日益困顿，被迫辍学，习做绒绢纸花贴补家用。军阀混战，市面萧条，小本生意也无法维持。16岁(1918年)经人介绍，到东单牌楼三条内官场胡同31号，宁波人开设的周记女服店内学徒。由于他聪颖好学，肯吃苦，诚实勤朴，颇得师父师母及师兄之欢心，技艺长足进步，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未满，就已开始接细活了。20岁(1922年)出师后，按店规必须留在店中工作三年。一次意大利外交官夫人晚上送来一块纱料做礼服，翌日8时要穿，常荣以其精湛技艺，全凭手工缝制，一夜完成，准时送到，无论裁剪样式或做工，均属上乘，使该夫人十分喜悦，赞不绝口。除为师父挣来高报酬与信誉外，他本人也得到该夫人10银圆的“赏”，这10元约合10袋“洋白面”。不久就升到裁剪长工人了。一时名噪京华，许多妇女服装行业争相高薪聘请，1926年转至东城干面胡同内东石槽胡同朱记女服店任技师。1930年，二弟常庆、表弟王崇武均已学徒出师。三人合作，在东四牌楼炒面胡同内，设立“华茂女子服装手工局子”。 三人自己揽活自己做。由于手工精细，恪守信誉，活源不断。当时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印常荣就到各国使馆内搜揽活计，多为来料加工。背回来料子，做成后再背送回去，十分辛苦。

为了积累资金，三个人的收入全不交家，家中仍靠做绒绢纸花糊口。到1931年，全家由枣树院迁到朝阳门内贵人关胡同，家眷遂从事拼接毛皮手工活，为了协助业务的开展，全家都投入到了服装业劳动之中。

1931年7月，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东四牌楼南大街157号和158号房产(即后来的“波纬服装店”和“春风理发馆”址)，开设了“华茂女子服装店”，这是北京第一家由满族人经营的女子服装店。印常荣任经理，印常庆和王崇武任副经理，同时都参加裁剪劳动。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招收工人和徒弟，最多时，前柜(量尺寸、收活)和后柜(裁剪、缝制)共有60多人。每年纯利可达5000元。除他们三人和工人领取的固定工资外，其余全部投入扩大再生产。到1937年，华茂女子服装商店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北京市已有相当声望。1938年，印常荣安排二弟常庆在天津市大沽路27号开设了天津华茂女子服装店(1953年9月迁到和平路346号，于1955年7月公私合营)。常荣被选为北京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服装行业业务萧条，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屡遭日伪特务的敲诈勒索，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一次罚款多达3万元，相当于全部资金的一半以上；铁路局北京站又无故扣留了从上海购进托运来的一大批呢绒皮货，致使店铺濒临倒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投机暴发户很多，他们生活极奢侈，服装行业的业务有所好转，女服业则出现“繁荣”景象。其表弟王崇武自认有实力，即拉部分职工从华茂分出，另行开设了“霓裳女子服装行”。印常荣以百两黄金投资于王府井大街东华西服店(后更名为泰来西服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