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的来历

上面我们提到，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文字十分流利，表述地道，显然出自母语为波斯语的人手笔。同时这份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严格遵循汉文诏书格式，特别是译文中出现汉文词汇8个，很值得注意。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帖木儿驸马”这个词，理应译为Temür Kürgen，即“帖木儿·曲烈干”。但波斯文本在翻译“驸马”这个词时，却径直使用汉语词汇，把汉字“驸马”音译为fūmā，也就是用了一个波斯人不懂的词。这说明波斯文本的翻译者可能不知道kürgen（驸马、女婿）这个词，只能用汉字音译来表达。要弄清这个现象的原因，就不能不简述一下明代官方波斯语翻译的情况。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书档案若干万卷，席卷运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秋，明太祖理政之暇，命儒臣选故元图书讲解时发现，运至南京的元廷藏书中有“西域图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元代和明初有些汉人文士了解“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未备”。但元时回回秘籍束于官府，汉人但闻其名而终不得一见。元亡后明太祖和他的臣子们有幸得见其书，确实很急于了解回回科学的独到之处。明太祖召见仕于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儿等，出所藏图书，要求他择其中“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弟译之”。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在翻译时，明太祖对海答儿等人明确指示：“尔西域人素习本音，兼通华语，其口以授儒，尔儒译其义，辑成文焉。惟直其述，毋澡绘。”（注：阔识牙耳（Kušyar，11世纪初叶阿拉伯科学家）著，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译：《回回天文书》，涵芬楼秘籍第3集，洪武十六年刻本影印本。）由此可见，洪武年中为政府翻译西域文献的主要是回回人。自元初至洪武回回人入居汉地虽然已经一百多年，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沿习西域“本音”，即波斯文，即使兼通汉语，汉文也程度不高，不能执笔写作。所以在翻译时采用回—汉合作方式，由回回译员阅读原文口授其义，与之合作的汉族文人笔录，有如佛经翻译初期的状况。

就在帖木儿之孙哈里送还傅安的那一年，即永乐五年（1407），明政府为培养与周边各族打交道的人才，设立了四夷馆。《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注：《明太宗实录》卷48。）这就是说，永乐五年四夷馆初设时，地点在南京长安左门之外，当时的生员38名均选自国子监。其在学期间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一石大米。其考试时间与开科取士时间一致。

明代《大学衍义补》对此也有记载，曰：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按明成祖）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取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注：《大学衍义补》卷145。）。

唐以前虽然已有的研习番文之风，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翻译佛经。为沟通非汉族当权者与普通百姓之间关系而设立学校，教授外族语言文字的事业始于金代而盛于元代。只有在明代，才有以沟通“华夷之情”为目标的官办番语教学机构——四夷馆。所以说，明成祖在永乐五年设立的四夷馆，从现代意义上说就是一所“亚洲研究院”。四夷馆隶属最高学术机关翰林院，其生员当初皆以举人为之。学成后要举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成绩优良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使之继续译书。后来为培养专攻番语的人才，生员改从“俊民”，即聪慧者中选取。学习期满，集六部大臣会考，通过者授以“冠带”，经过三年实习期后，才授以官职。

四夷馆初设时，这所“亚洲研究院”中有八个馆，即今天意义上的系，它们分别是鞑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西番、西天两馆分别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缅甸分别教授云南及其境外缅甸文字，鞑靼、女真两馆教授北亚地区语言文字，而负责培养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人才的为回回、高昌两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