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

南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但未能转化成更发达的生产力，也难给政权提供充足的战争资源，已见上一章的分析。另外，在社会政治方面南朝最终被北朝吞并的原因，是皇权与军人势力之间多有抵牾和内斗，占用了本应用于对北战争的资源；且南方的军人势力未能创造一种足以保障自身持续存在、发展的氛围和文化，不同军人集团之间互相倾轧、取代，一直纷纭不休直至灭亡。本章即着重探讨南朝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问题。

本章的论述重点并非南朝政治史，而是从南北战争的角度来讨论南朝政治的一些特点。南朝历代政权的开创者，或自中下级军人起家，如刘裕、陈霸先；或由驻防北方边境的军事长官倒戈而夺权，如萧道成、萧衍，可以说都是从战争和军人集团中产生。在南北割据对峙中南方势力弱于北方，所以南北战争的形势对于东晋、南朝政权的影响更为明显。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以及其承平时期的南方政治格局，都受到南北战争的直接影响。和之前东晋的“门阀政治”相比，南朝政治的皇权独尊色彩更重；和同时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皇权却不够强大和稳定，皇权和军事将领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局面几乎贯穿了整个南朝政治的始终。所以，本章将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军人势力的形成与改朝换代；

（二）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包括控制、打击和笼络；

（三）军事将领对皇权的态度，特别是其在皇位过渡中的作用；

（四）皇权—军人势力的发展方向与南朝政治走势。

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南朝政治时，多把刘裕、陈霸先等人称为“次等士族”“低等士族”“豪族”等等，[1]本书不采用这种观察角度。因为所谓“次等士族”“豪族”并无严格标准，像宋武帝刘裕出身耕田卖履的贫寒之家，识字数量有限，还曾因交不起社钱被拘捕，恐怕谈不上是“士族”；陈霸先是江浙人，靠在岭南做中级军官（州参军）起家，也与基于乡土势力的“豪族”无关。所以本书不再采用这种观察手段，而是侧重从职业身份上观察，像刘裕、萧道成、陈霸先这种上战场参战，靠积累战功出人头地、跻身社会上层者，都归入“军人势力”。萧衍不完全符合这种特征，因为其在战争素质方面乏善可陈，本书侧重讨论其军事力量的积累过程，即投靠在其麾下的职业军人的构成。[2]

第一节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

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大都与对北战争中形成的特定军人集团有关。如刘裕建宋依赖北府兵，萧道成建齐依赖其驻防淮阴时经营的武装，萧衍建梁则依靠雍州武装，这些都已为治史者所熟知。只有陈霸先在入主建康之前没有与北方作战的经历，但当他除掉王僧辩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时，曾两度挫败了北齐军队的渡江攻势，才得以建立陈朝。所以对于陈霸先来说，对北方战争不是他组建武装的起点，而是其建立王朝的最后一道考验。且与以往宋、齐、梁相比，陈所受的北方军事压力更大，而军人势力与陈皇室合作，共同对抗北方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这个角度讲，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尤为明显。

和以往刘裕、萧道成、萧衍崛起所依赖的军事力量相比，陈霸先军事集团的最鲜明特色，就是构成上的“开放性”。

首先，陈霸先重视团结那些割据的地方实力派，以便壮大自身武装。这和当时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在侯景之乱中，梁朝统治解体，各地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纷纷武装自保，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众多割据者。陈霸先从岭南带出的军队也是这些割据武装中的一支。江陵梁元帝朝廷的陷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与王僧辩残部、王琳、北齐等敌人作战，陈霸先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支持者和同盟者。所以在他和陈蒨（文帝）两代，主要将领大都是相继招纳而来。比如陈霸先在岭南崛起及北上时，招纳的将帅主要有胡颖、徐度、杜棱、杜僧明、周文育、薛安都、欧阳；陈霸先初平侯景，驻扎京口时，又招纳了在沿江下游颇有地方势力的吴明彻、沈恪二人；在火并王僧辩之后，陈霸先又招纳了原梁元帝及王僧辩旧部侯瑱、徐世谱、周铁虎、程灵洗、韦载，以及割据地方的实力派鲁悉达、荀朗。陈霸先死后，文帝陈蒨继位，他继续对王琳武装作战，进占长江中游地区，并逐渐扫平了江南的各种割据势力，基本统一长江以南。陈蒨原在陈霸先麾下为将时，就与同乡章昭达“结君臣之分”[3]。击败王琳之后，文帝又争取了大量王琳旧部归降，如任忠、周炅和樊毅、樊猛兄弟。另外，陈蒨还逐一平定割据地方的实力派军阀。被他征入朝廷，改授官爵的实力派人物有割据巴山的黄法抃、桂州的淳于量、临川的周敷，这些人也在文帝朝及以后的征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愿放弃独立的割据者也被陈文帝逐一铲平，如熊昙朗（割据豫章）、周迪（割据临川）、留异（割据东阳）、陈宝应（割据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