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第2/10页）

其次，陈霸先、陈蒨还不介意使用来自敌方的降将。除了招抚王僧辩、王琳旧部，在早期投奔陈霸先的将领杜僧明、周文育、欧阳，都是在战斗中被俘并转而忠于陈霸先的。侯瑱在这方面的经历较有代表性：在侯景之乱期间他是益州刺史萧范麾下的将领，后归附梁元帝萧绎成为王僧辩的部属，驻扎在豫章（赣江流域）。王僧辩被陈霸先除掉后，侯瑱遭到当地武装进攻难以立足，有人劝他渡江投靠北齐，但侯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4]。此时陈霸先面临着来自上游的王琳威胁，对于侯瑱倒向自己十分感激。在投诚当年（永定元年，557年），侯瑱就被授予侍中、车骑将军之职。同年底，陈霸先派出抵御王琳的侯安都等军惨败，第二年侯瑱升任司空、“都督西讨诸军事”，受命挂帅抵御王琳。对于降将，一年之内便有如此之大的升迁重用，在其他时代是很少见的。到文帝陈蒨即位之后，侯瑱继续负责指挥对王琳、北齐、北周军作战，陈氏旧将侯安都等反成为其下属。

陈霸先、陈蒨之所以大量使用降将，是因为当时大小割据军阀很多，局势变化很快，各种力量的分化重组非常迅速。如果不努力收揽人心，特别是争取那些握有武装的割据军阀，就会招致他们的反对甚至投靠北齐等更强大的对手。所以陈政权几乎对一切有武装和战争经验的军事强人开放，向他们提供官爵待遇以及作战的机会（也可以看作义务）。在陈这个“军人共同体”政权中，皇权不能高高凌驾于军事将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合作、共治，与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处。

在君权独尊的大一统时代，军事将领对于皇帝没有任何独立性，而被敌军俘获生擒是极大的耻辱，被视为对皇帝的背叛。如西汉武帝时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而降，全家都被汉廷处死。但在陈朝，被俘将领在两方都不会遇到太苛刻的批评。如557年陈霸先派兵西上阻击王琳，结果陈军大败，主帅薛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徐度之子）、周铁虎、程灵洗都被俘获，“琳引见诸将，与之语，唯铁虎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虎见害”[5]。周铁虎曾与王琳同在王僧辩麾下任职，两人可能互有抵牾导致其被杀。到次年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又寻机从王琳军中逃出，返回建康，“自劾廷尉，即日引见，并宥之。戊寅，诏复文育等本官”[6]，旋即又投入到对王琳等武装的作战中。到陈蒨甚至陈琐朝，这些被俘逃归的将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宣帝陈琐在位的570年代，陈军对北齐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以北。当北周灭齐之后，周、陈又在淮北发生大规模战事。太建十年（578年），吴明彻率数万陈军溯泗水北伐，但被周军击败，除了千余名骑兵突围外，吴明彻部属都成为周军俘虏。此时吴明彻已年过七旬，周朝给予他很高的待遇，“有诏释其鸾镳，蠲其衅社。始宏就馆之礼，即受登坛之策。拜持节大将军、怀德郡开国公，邑二千户”。两年后（580年），吴明彻病逝于长安，亦受到极高礼遇。[7]在南方，到后主陈叔宝即位的至德元年（583年），陈朝发诏书高度肯定了吴明彻的功绩，称其“虽志在屈伸（即投降以求机会），而奄中霜露（病逝），埋恨绝域，甚可嗟伤”，追封其为“邵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并以其子吴惠觉继承爵位。[8]吴明彻被俘之前已赠封至南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在其兵败之后，这些封爵显然已被撤销，至此部分恢复。

这种将领兵败被俘之后在两方都受到尊重的现象，在南北朝时并不少见。当时南北方都战事频繁，政权对于军人群体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北方比较典型的是西魏名将王思政，549年他率八千士兵守卫颍川城，遭到十余万东魏军队围攻，粮尽城破被俘。东魏权臣、丞相高澄（追谥文襄）对王思政极为尊敬，“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无挠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礼遇甚厚”[9]。后任命王思政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死后还“赠以本官，加兖州刺史”。其子王康留在西魏、北周境内，“思政陷后，诏以因水城陷，非战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袭爵太原公”；王思政长子王元逊亦随其一同被俘，其幼子王景在家乡亦被封为晋阳县侯。“康抗表固让，不许。”[10]可见北齐、北周对王思政的待遇比陈朝对吴明彻还要高。这表现了政权对称职军人的尊重。特别是西魏北周的统治阶层（所谓关陇贵族集团），这种“军人共同体”的色彩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