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第三（第2/6页）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问：“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生气了：“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他才缓和下来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之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发现后笑容满面地问：“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一本正经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好友陈子展问他何故，叶回答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鬟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求学10年，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也只喜欢其早期作品，对毕加索后来的立体主义画风深恶痛绝，但常书鸿更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他们争吵起来。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Dear Y T.,How have you been?）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章太炎的经学，他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陈寅恪爱作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他，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为此吃尽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