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第七（第2/4页）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友兰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27年，在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我党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胡汉民谈起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为那是孙中山“唤起民众”、“抉助农工”主张的具体化，他称陶行知是“孙中山死后一位孙中山”。

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蔡元培说，鲁迅的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地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列宁说孙中山：“天真如处子。”

魏金斯基曾与陈独秀一起去见陈炯明。陈炯明给他的印象是：“意志坚强，遇事非常镇定，从他的谈话内容和态度看，他是个清教徒类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谈论着孙逸仙，但认为孙是个理想家，而不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邓铿曾为弥合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对人评说二人，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张奚若说：“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