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第十四（第3/3页）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育家。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名闻海内外，他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数字管理也可称为经营上的管理。在一些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通过金钱、金融的方式来管理，彼此的关系不能以金钱、资金等数字化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如中国明末的农业社会。印度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不依金钱交易关系，而按照种姓制度，以种姓分工来管理。现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将社会习俗与宗教融为一体，实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会，回教的中东和北非社会等，也都属于不能实行数字管理的社会。欲实行数字上的管理必须废除特权、社会隔绝情况。”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聂绀驽有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穆旦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路遥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

陈映真说：“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况……我始终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没有解决，只要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最后的答案，人类就留下了对于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性。”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王小波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钱钟书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