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鸟瞰20世纪（第6/9页）

世界经济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现象却是弥漫各处的社会道德危机。这正反映50年代之后，人类生活所经历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于是危机20年的人间，处处回照出这一片茫然的混乱现象。自从“现代”于18世纪初期出场，击败了“古代”以来，但凡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项理念、前提，亦即为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持有的“理性”与“人性”假定，如今却都一一陷入莫大的危机之中。而当年也唯有经由这个共识，方才使他们暂时捐弃成见，携手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对付扬弃这份信念的法西斯。1993年，德国保守派观察人士史德姆（Michael Stürmer）就曾对东西之间的信仰问题，提出以下极为中肯的评论：

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奇特的平行对应。在东方，国家的教条一向坚持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即使连西方的我们，过去也对这同一类口号深信不疑：也就是人类正迈向当家做主、掌握自我命运的路上——只是我们的版本，也许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及绝对罢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自以为全能的口吻已经从东方完全消失，只剩下相对的“在我们这里”（chez nous）——东西两方，都已遭到重大挫折。（Bergedorf，98，p.95.）

这个时代对人类唯一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然而矛盾的是，到了这个时代结束之际，西方的舆论与自命为思想家的人士，却起来大为排斥这项物质的胜利。

但是道德的危机，并不只是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这是有史以来即存在的人类关系形态，乃是我们沿袭自“前工业”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形态。而且也正基于此——如今我们都可以了然了——现代社会方才得以运作。道德危机，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社会形态才有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不断发出奇怪的呼声，寻找那不知芳踪何处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渴求那无以名之的“社团”（community），这个现象其实是飘零失落的一代的吁求。而这一类的字眼，今日依然可见，可是却已经失去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剩下走了调的无味陈腔。再也没有可供群体认同的手段了，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界定不在自己群体的外人了。

对诗人艾略特（T.S.Eliot）来说，“世界即是如此结束——不是砰的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耳语地淡去”。“短20世纪”告终的方式，事实上两者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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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与1914年相比如何？前者满住着五六十亿人口，可能高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3倍。更何况在短促的20世纪年月里，因人为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之高，更为人类史上仅见。最近一次对“以百万为死亡单位计”（megadeaths）的估算，死亡数为1.87亿人（Brzezinski，1993），相当于1900年时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90年代的多数人，身高比父母高，体重比父母重，饮食较佳，寿命也较长——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非洲、拉丁美洲及前苏联境内遭遇空前灾难，的确使这个改善的现象难以置信。就产品服务的能力与花样而言，90年代的世界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富足。否则，它怎能养活这自有人类以来，人数最为庞大的全球人口呢？直到80年代，世上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也比他们父母为佳，在已开发的经济领域之内，甚至比他们自己原先所求所想的还要好。20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人类社会甚至好像寻得了妙方法宝，至少，可以将其无边财富的一部分，以不失公平的方式略加分配，让富国的工人阶级也能沾光。可是到了世纪之末，不平等的现象再度严重，甚至大量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度：在那里，原本至少还保有着某种程度的均贫。至于新时代人类的教育程度，显然也比1914年时高出许多：事实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得以将多数人纳入识字阶级——至少在官方的统计里可以如此显示。然而这项成就若换在1914年出现，可能远比时值世纪之末的现在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在官方认定的“最低识字能力”与一般对精英阶级期待的读写程度之间——前者与“功能性文盲”常有着极为模糊的界线——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日益加深。

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也不断地充满了这个世界。这些胜利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科学成就，回到1914年前，虽然可以预见，在当时却几乎都还不曾着手进行。在所有衍生的实际用途之中，最让人注目的发展可能要数传播输送，时空的限制从此几乎不再存在。在这个新世界里，平常人家所能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1914年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源源不断输入。轻轻按触几个键，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就可以彼此交谈。最实际的效果，则在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往城市占有的文化优势从此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