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让《芝麻街》在 1969 年面世真是一个明智之举，策划者们深信这个节目将受到孩子、父母及教育者的喜爱。孩子们喜欢这个节目，因为他们是在电视广告中长大的，他们知道广告是电视上最精心制作的娱乐节目。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学或者刚刚开始上学的孩子来说，通过一系列广告进行学习的念头并不奇怪。他们认为电视理所应当起到娱乐的作用。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芝麻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和流行在美国社会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里，可爱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调和快速的编辑，无疑都能带给孩子们很多乐趣，并为他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教育者这方面，他们也普遍对《芝麻街》持赞同态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喜欢尝试新的方法，特别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教育可以通过运用新的技术更有效地完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不受教师影响的”课本、标准测试和电脑在课堂上大受欢迎的原因。)《芝麻街》在帮助解决怎样教美国人阅读这个问题上显然很有想像力，同时它还起到了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

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当学校像“芝麻街”的时候，《芝麻街》才能起到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也就是说，《芝麻街》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概念。教室是一个社交场所，而电视机前的那点空间却是私人领地；在教室里，老师可以解答你提出的问题，而电视机屏幕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学校注重语言的发展，而电视提供的只有图像；上学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看电视是一种自由选择；在学校里不听老师讲课可能受到惩罚，而不看电视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学校里你必须遵守各些行为规范，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必顾忌任何规章制度或行为规范；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传统的教室在电视机前的一片笑声中黯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这并不能怪《芝麻街》以及后来随之出现的《电子伙伴》。如果现在的教室开始成为一个枯燥而无趣的学习场所，那么要怪就怪电视机的发明者，而不是儿童电视工作室。我们不能奢望那些想制作好节目的人时时刻刻挂念着教室的功能，他们挂念的只能是电视的功能。这并不意味着《芝麻街》没有教育性，事实上，它绝对具有教育性——每一个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阅读能培养人们对于学习的某种倾向一样(不管是怎样的书)，看电视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荒原上的小屋》、《喝彩》和《今夜秀》在促进所谓“电视式学习”方面和《芝麻街》一样有效。这种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同书本学习或学校学习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们确实要怪罪《芝麻街》，我们也只能怪它不该装扮成教室的同类物，说到底这是它大胆利用基金和民众钞票的主要理由。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作为一个好的电视节目，《芝麻街》没有鼓励孩子热爱学校或任何和学校有关的内容，它鼓励孩子热爱的是电视。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完全不重要。约翰·杜威[1]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2]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从各种各样的建议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和看电视对于学习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教育的重要话题。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 5 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 16 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3]。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力·麦克卢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