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他们从不在一处停留”（第2/3页）

曼努埃尔一世驾崩后，印度不再是消灭伊斯兰世界的跳板，而重新变成殖民冒险的最终目的。16世纪，葡萄牙人经历了数十年的血腥战争，保卫自己在印度占据的领地，抵抗奥斯曼帝国领导的持续进攻，这些进攻对阿尔布开克的要塞政策发起了极大的挑战，将其几乎逼到了崩溃边缘。少量葡萄牙士兵经常面对远远多于他们的敌人，却能顽强战斗并以少胜多。1570～1571年，印度多国联合向果阿和朱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也在城墙下溃散。印度人无法将法兰克人逐出。果阿，“东方的罗马”，证明了阿尔布开克战略设想的伟大。在随后的四百年里，它始终是葡萄牙殖民地，是一种了不起的多种族文化的家园。

渐渐地，奥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使得葡萄牙人再也无力对红海实施经济封锁。从今往后，开罗和里斯本将分享香料贸易。葡萄牙人也有效地扩大了市场：在16世纪，欧洲人的香料消费增加了一倍。对葡萄牙的海外领地来说，在印度洋和更遥远海域的贸易变得与葡萄牙本土的贸易同样重要。葡萄牙的扩张越来越被民间商人控制，延伸到马六甲以东更远的地方，一直到香料群岛、中国和日本。

和所有的帝国主义冒险一样，历史对葡萄牙殖民霸业的评判也是褒贬不一。阿尔布开克虽然凶悍，却始终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正义感。他对葡萄牙人冒险的风险与后果心知肚明。勘察霍尔木兹城墙时，他宣称：

……只要有正义支撑，不要压迫人民，这些城墙就足够了。但如果葡萄牙人在这些地区不再信守诺言和维持人道，那么骄傲就会掀翻我们最坚实的城墙。葡萄牙是个穷国，穷人贪得无厌的时候，就会变成压迫者。印度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担心有一天，我们今天作为武士的名望会消逝，那时所有人都只说我们是贪婪的暴君。[6]

当时的扎莫林和后来的许多印度历史学家都将葡萄牙人的暴力入侵视为海盗行径。马来西亚政府仿制了“海洋之花”号，作为历史教训。它的入口处有一块铭牌：“这艘船运载的货物包括殖民者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之后从本国掳掠的宝藏。感谢上天，这艘船于1512年1月26日在返回欧洲途中在马六甲海峡沉没。”[7]

尽管亚洲人对法兰克人入侵之前的梦幻时光有着怀旧憧憬，但在法兰克人到来之前，这个庞大而大体上安宁的贸易区是一片封闭的海域。葡萄牙人用青铜大炮和强大的舰队既打破了这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也将世界连接起来。他们是全球化和科学发现时代的先驱。他们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士兵奔波到世界各地。他们来到长崎[8]和澳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和不丹的山峦。他们跋涉在青藏高原，还沿着亚马孙河逆流而上。他们一边旅行，一边绘制地图，学习语言，“一手拿剑，一手拿笔”，[9]记载自己的发现。路易斯·瓦斯·德·卡蒙伊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为探索的英雄主义谱写了一个神话，而他本人身上也彰显出葡萄牙冒险家有时非常疯狂的品质。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游历最广的诗人。他在摩洛哥失去了一只眼睛，因为一次斗剑而被放逐到东方，在果阿一贫如洗，在湄公河三角洲失事沉船。他的中国情人不幸淹死，而他把自己的史诗手稿举在头顶上，游到岸边。卡蒙伊斯如此描述葡萄牙探险家们：“如果世界更大，他们也会发现它。”[10]

葡萄牙的强盛只维持了一个世纪多一点，但取得了辉煌成就：它缔造了一种新型的、形式灵活的帝国，以机动的海权为基础，并创造了欧洲殖民扩张的模式。荷兰人和英国人将紧随其后。

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启动了无穷尽的全球交往，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他们把火器和面包带到日本，把星盘和四季豆[11]引入中国，把非洲奴隶运往美洲，运送茶叶去英格兰，运送胡椒去新大陆，运送中国丝绸和印度药品去全欧洲，还把一头大象送给教皇。世界各地的众多民族第一次可以互相观察、互相惊叹和描述。在日本画家的笔下，陌生的欧洲来客身穿硕大的气球般鼓胀的长裤，头戴五彩缤纷的帽子。僧伽罗人对葡萄牙人普遍的充沛精力和饮食习惯大感困惑，描述他们为“非常白皙和美丽的民族，戴铁帽子，穿铁靴子，从不在一处停留。他们吃一种白色石头，喝血”。[12]这样的形象、印象和贸易交换为全球的文化、食品、植物、艺术、历史、语言和基因留下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还开始了西方主宰世界的五百年。这个时期直到今天才开始逆转。在葡萄牙人之后，多层集装箱船在各大洋穿梭来往，从东方运回制成品。中国也正在印度洋和非洲的心脏展现新形式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