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统一

尽管1849年革命和改革的努力失败了，但重新掌权的保守派政权却十分古怪。虽然他们实行的是极端保守的政治政策，但时不时地和进步的经济政策相结合。19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煤炭、钢铁和纺织产量增长，铁路也越来越多。1850—1870年，全德的铁路长度增加了2倍，工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也从1850年的4%增长到了1873年的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855至1870年间增长了1/3。虽然经济的发展在1857年的危机后停滞了一段时间，但普鲁士的经济还是有所增长。相比较而言，奥地利的经济大体上处于停滞状态，维也纳、布拉格、波希米亚等工业中心总体上还不如经济落后的大片农村地区。此外，奥地利还要在军队的开销上投入大量的预算，以解决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混乱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异是争夺日后统一德国主导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奥地利试图拆散或加入关税同盟，但都失败了。1865年同盟重新成立，并由普鲁士主导，奥地利被排除在外。因此，普鲁士能够从小德意志邦国的市场中获益，满足了其经济发展的需求。虽然这些小德意志邦国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支持奥地利，但是在经济上，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

一方面，各种音乐、体育和文化组织通过节日、射击比赛、体操赛事和其他集会宣传德意志文化的整体性；另一方面，跨越邦国国界的政治组织也在不断发展。1859年德意志民族协会（Nationalverein）成立，虽然它并非政党，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但却为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跨越邦国的平台。在与自由派领导的初步接洽遭到失败后，德意志工人组成了许多文化和教育组织。1863年，拉萨尔（Lassalle）建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他们还在伦敦，置身事外，并猛烈地批评拉萨尔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更为贴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下，于1869年在艾森纳赫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尽管刚开始这两个政党之间是竞争关系，但在不断加剧的镇压面前，它们于1875年在哥达（Gotha）合并了。这个合并计划的实施需要对拉萨尔做出许多让步，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评。读者也将看到，德国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歧持续了好几代人。在统一前，其他正在发展的政治结盟还包括保守派团体，第一轮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站队就发生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邦国。普鲁士的左翼自由派脱离了组织，于1861年6月组成了德国进步党。

总体来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普及率上升，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和对进步的信心大大增强，博物馆、动物园、剧院、美术馆等教育文化机构逐渐得到了普及。稳固的中产阶级文化深深扎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中。但文化中仍有一种不确定性，它不仅仅在于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也关系到民族身份和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这从当时庙宇的建筑风格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的庙宇建筑越来越世俗化，正如同时代宏伟的火车站和浮夸的、类似中世纪风格的银行和市政大楼，更别提巴伐利亚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二世那宛如仙境的宫殿了。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的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些没有移居到城镇，也没有移民到美国的农民，仍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社区小巧紧凑，通常以当地教堂为中心，很容易意识不到，或者无视国家层面发生的巨变，自然就影响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图22 1855年，在柏林莫阿比特的波尔西克（Borsig）公司机车生产工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发生在1871年的所谓“统一”，更多的是普鲁士为了与排除在外的奥地利竞争，对非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所进行的扩张和殖民，而非任何萌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民族主义的表现。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实力被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所削弱，包括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与意大利的争端。渐渐地，奥地利将注意力转向了德意志。然而此时，由于经济落后，奥地利对普鲁士造成的威胁非常有限。19世纪60年代，即便最终的结果早有定论，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主导下（他从自由派的手中接过民族主义的武器，以解决普鲁士的国内危机），两个邦国之间还是展开了较量。自然，普鲁士赢得了胜利。

俾斯麦的父亲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接受教育，虽然他觉得农村生活十分无聊，但却为自己的容克身份感到自豪。在短暂的行政官僚生涯之后，俾斯麦成了一名外交官，并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担任普鲁士的代表，在此期间，他逐渐明晰了与奥地利竞争的外交手段。在圣彼得堡和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后，俾斯麦被调回了普鲁士，并在一场严重的国内宪法危机中被任命为宰相。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新宪法中包含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三级表决制。在选区中缴纳第一等财产税的少数富人，在普鲁士议会的选举中占有选举团1/3的选票，缴纳第二等财产税的人（人数稍多，但仍旧是少数）控制了另外1/3的选票，而财产几乎为零并只缴纳最少财产税的大多数人只能占据最后1/3的选票。因为选举权是以选区为基础，再按相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这就确保了容克贵族在人数较少的选区中的利益，虽然他们比柏林的中产阶级还要穷得多。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代表制度让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在政治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后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这样就保护了这个经济上不断衰落的阶级，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解体。不过，19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三级表决制也为拥有财产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选举影响力。从1860年起，国王和议会一直在普鲁士军队的改革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的普鲁士军队由冯·罗恩伯爵（Albrecht von Roon）领导。自19世纪初期最后一次军队改革之后，人口快速增长，所有人一致同意需要再次改革军队。但自由派反对将中产阶级控制的民兵组织（Landwehr）降级的提议，并且想把服役年限由3年缩短至2年。自由派内部在让步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刚成立的进步党则坚持认为，任何整顿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从1861年12月的议会选举到1862年5月的议会选举，进步党的席位从110增加到了135，成为普鲁士议会的第一大党，从而使议会和国王的矛盾演变成了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