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威廉时代的德国，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威廉时代德国的鼎盛时期发生的，而德国也因此解体。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用臭名昭著的“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的主要责任。后来的几十年内，学者们广泛研究了战前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希望找出战争的源头。1928年，埃卡德·克尔（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即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国内政治优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纪60年代，这个观点被重新拾起，先是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争议的书中重提了德国的战争罪。后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福尔克尔·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学者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重新进行了梳理。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应该会同意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结论，即一个因素是不足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应当同时考虑长期和短期因素，并囊括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见，再加上国际环境、盟友的变动以及大国之间外交利益的冲突，才算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角度。

在考虑总体环境的时候，有几点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当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德国应当成为欧洲中部的主导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德国应当以成为世界强国为目标。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后一种观点。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经济上，作为快速增长的工业国家，德国需要为工业产品找寻更多的市场和更便宜的原料来源地来与英国竞争。文化上，正如韦伯在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须由世界舞台上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来保护。尤其是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起来之后，帝国主义更是成为德意志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次，必须注意到大国之间的结盟。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德国和奥地利于1879年签署协议，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三国协约》发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国和俄罗斯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国与法国协商解决了埃及、摩洛哥和远东地区的争议，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力明显衰落；1904年，英国开始加入同盟（1904年与法国签约，1907年与俄国签约）。这些联盟并没有固定下来，各国在特定事务上也倾向于争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罗斯并没有获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区。但英法俄三国联盟让德国有种“被包围的恐惧”。德意志人担心被敌人的力量包围，因此对德国来说，与奥地利的特殊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联盟的发展和第三个要点即军备竞赛紧密相关。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战争即将来临的感觉，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军备竞赛当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准备。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海军扩充。俄罗斯也在忙着修铁路，加快运输部队的速度，同时生产武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这不仅加剧了战争必然爆发的恐慌，更促进了对战争何时爆发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国。1912年12月8日召开的一次非正式的战争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出席）。德意志皇帝声称，战争的爆发“越快越好”，毛奇将军也支持这一观点，而蒂尔皮茨认为德国海军至少需要18个月才能准备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态度十分温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鉴于帝国议会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泛德意志联盟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团体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宰相的温和态度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再加上英国和俄国即将签订海军协议，德国宰相的和平观点逐渐失去了底气。最后，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得不对欧洲东南部采取新的策略。这是他自身的弱势和德国政治体系的瘫痪所造成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许多危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几乎所有欧洲大国最终选择支持法国；六年后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又被孤立。但问题最严重的却是巴尔干地区，这一地区地处欧洲的西南部，民族主义泛滥。当时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都与巴尔干地区有利益关联，俄罗斯和奥地利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中操纵着各种民族主义运动，而德意志则在经济上渗透巴尔干地区，投资银行业和铁路建设。早前，土耳其和奥地利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问题上起过争端。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爆发了两次战争，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也使得大英帝国将政策中心从殖民地转向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