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第3/4页）

毫无疑问，这些和平条款十分严苛。读者也将看到，这和二战后的条款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更糟糕的是，《凡尔赛条约》的批评者却将事实夸大，并对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后捅了一刀”这种错误观念，而现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国内的敌人（比如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从内部背叛了不可战胜的军队。1919年秋，这种错误观念渐渐发展成为对共和国的反对，并在许多反对派的圈子里盛行。1919—1923年，反对派对共和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右派发动了几次政变，左派也不断地罢工和发动革命运动，同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极端保守的法官宽大判决了右翼极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却遭到了严重的刑罚，甚至对他们毫无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吕特维兹（Lüttwitz）组织自由团向柏林进军，因为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拒绝与自由团士兵对战，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图加特。不过，此时一场大罢工就足以让卡普政变失败。巴伐利亚发生了规模更小的右派政变，卡尔（Kahr）领导的右翼政府掌权。1921年和1923年，社会主义者分别在萨克森发起了两场叛乱，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罢工不断发生，尤其是在鲁尔区。当时许多要求煤矿“工业化”的呼声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大多只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虑，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条件并提高工资。虽然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并没有参与抗议，但他们却想控制这些抗议活动，不过，由于他们误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图，所以基本上失败了。更重要的是，社民党严重判断失误，他们担心这对于新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过度反应，却不去理会危机的真正原因，反倒试图用武力来镇压这些表面征兆。在卡普政变中，常规军队不愿和叛乱的自由团对战，但却非常乐意在鲁尔和莱茵地区的动乱中与自由团合作对抗“红色军队”。在冯·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成功地维护了共和国前普鲁士的“国中之国”的传统。他声称如果支持共和国，就是“有政治倾向”。这种“无政治倾向”的态度，却对那些试图暗中破坏共和国的政治行动敞开了大门。同时，左翼党派内部的分歧仍在继续。1922年，随着独立社民党的解体，党派开始重新组合，社民党吸收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和一些成员，大多数草根党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在战前时期就有理论基础上的不同，两党之间的鸿沟由于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刺身亡，变得更加无法弥合。

图26 卡普政变。1920年3月，士兵进军柏林。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后，魏玛联盟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选民倾向于选择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党派。（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没有参选。）赔款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让国内政治越来越复杂。当高额赔偿金公布时，德国人万分惊愕，不知道疲软的德国经济将如何还款。德国的经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战时不是提高税收，而是通过贷款和债券来筹措资金，而通货膨胀早在赔款问题出现前就有了苗头。1921—1922年维尔特政府的所谓“履行战败义务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严重加剧了通货膨胀，不同领域的人士批评此政策，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投降。但该政策的最终表现是德国无法偿还战争赔款。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德国的货币问题是以赔款偿还困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时，庞加莱（Poincaré）领导的法国采取的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希望控制莱茵河左岸地区。危机在库诺（Cuno）执政期间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达到了顶峰（由于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加入执政党，社民党拒绝参与）。法国以德国木材和煤的输送量下降为借口，“监管”鲁尔地区的生产，其“防御性的”军队（包括比利时军队）于1923年1月进入鲁尔区，截至夏季时达到了10万人，相当于德国最多能拥有的士兵数量。德国的官方政策是消极抵抗，拒绝与法国合作并停止经济生产，这种做法对德国经济的伤害显然大于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对德国来说，唯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印钞，这让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完全无法控制。到1923年8月，钞票上的数字呈千倍的增长，付款都要用马车来运送，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那些领取固定工资的人（比如养老金），以及许多自由职业者和中低阶层，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或破产的境况中，一些大工业家还能够盈利。从整体上来说，人们普遍对共和国失去了信心，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罢工和动乱四起。1923年这场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二战后的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