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对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来说，东西德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个繁荣、西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时髦的轿车保养得很好，“嗖”地一下穿过了高速公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总体的环境还是很干净，而且物产丰富。相反，东德单调、灰暗的环境令游客震惊。褐煤制造的烟雾污染了空气；又小又破的汽车在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还保养得很好）；房子破破烂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商品有限并且质量低劣。不过，这些表面现象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和更复杂的真相。

实际上，东德也经历了西德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的所谓“经济奇迹”。西德的情况众所周知。从1948年货币改革前开始，在马歇尔计划对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德国经济快速起飞，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由于难民的涌入和战俘的归国，5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相当高（大约8%），但5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同时，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西德经济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大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危机。由于极度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衰落都对西德产生了影响。比起前几个十年，80年代西德经济可能有些停滞，失业率高达8%—10%，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最担心的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却是全欧洲最低的。

战后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方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领导下，前经济学教授、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持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国家应当保证或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这一限定词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条件，保护社会最弱小的成员不被脱缰的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所伤。艾哈德想要抛弃纳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批评家认为，西德经济既不“市场”也不“社会”。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引导经济，还自己当上了大雇主。尽管同盟国试图拆分大公司，并采取措施应对卡特尔集团，但自由市场的运作又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去卡特尔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对意见，艾哈德的第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1957年版本掺水太多，漏洞太多，导致西德工业的集中趋势只增不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还包括低税收、高利息率和利润、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国内信用紧缩以及鼓励投资等，这些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富掌握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蛋糕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大，这种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绝对意义上，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一大截。对60年代的大多数西德人来说，他们没有忘记战后的“饥饿年代”，因此这可能比所有的相对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大联合政府的总体政策转变为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实行税改（包括人们认为相对较高的11％的增值税），加大在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上的投资，并推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1967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动下达成的雇主与工人的“协调行动”（实际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强调了研究和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不过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经济计划，反倒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危机管理方式。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加之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领养老金的人相对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主要的纷争还是在税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Lambsdorff）与更关心福利的社民党左翼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社民党倒戈，转而支持基民盟主导的赫尔穆特·科尔政府。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不过，80年代科尔政府并没有采取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保守派政策，即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偏爱的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尔执政期间，德国工人罢工的良好记录持续恶化，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罢工次数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试图限制罢工并控制其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