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无疆之孑遗，阖秦望之川薮

秦一六国，置诸暨守山阴道，岭表皆同化外。东冶、东瓯孤悬敌后，不旋踵而亡。南越君臣起家晋卫，以区夏冠冕临百越，尚有诺曼王英格兰之势。闽越、东瓯土著径行其马加比主义[73]，夷灭安条克戍卒，竟无遗类。汉氏经略东夷，出其民而墟其地，置上虞、余姚通汞道，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视秦望川涂若西羌、乌丸之匹敌。《越绝书》所载，近乎《美丽新世界》之童话，殊难采信。然犹《周官》之制诚伪，作伪者必有托古改制之意，始得费此心机。《越绝书》虽同说部，然汉家之有瓯、越，如亚述之据犹太，英格兰之绥康沃尔、威尔士，鸡肋黑子之地、顽民鬼蜮之乡，化之不得，绥之不靖，实有夷其种落之心，亦非难解。

初，秦汉郡制，守、尉敌体，原系七雄军事殖民之遗，故而郡字从军，见诸《说文》。郡者，临戎开边之置也。诸夏腹心之地，封建犬牙相制，诸公子礼乐雍容，本非锐士用武之地。至若吴起、秦开、李牧之属，知将令不知君命，始能粪土封建，大行其军政合理化，故守、尉皆自军职始。封建、郡县之别，非仅分权、集权，贵族、官僚之别，且有诸夏亲昵、夷狄豺狼之异。郡县者，武健酷烈之政，以猛为能，蛮夷不知礼义，借以寒其胆而安诸夏也。诸夏宴安，有耻且格，焉用边区豪杰。故而关东礼乐未尽（或曰“改革不彻底”），封建、郡县并用。

唯暴秦以军政效率为国家唯一目的，独行其全面郡县化。[74]秦人是以独享其“大炮先于黄油”主义，威加四海，混一六合。然孔门嫡裔抱礼器而奔楚，关东贵胄起三户而族秦，封建虽不能复，义当与秦政偕亡。

汉家虽宅崤函以自重，其胆已破，知天道难欺，私智难恃，是以杂霸王道。于是，先汉有循吏、酷吏之辩，后汉有儒生、法吏之争。王仲任（充）儒长吏短之论，即谓儒生军政效率万不如法吏，然人伦之普遍价值、礼乐之千秋胜业，岂为国家效率设？儒生据道统以干政统，着着进逼，东京不复闻酷吏之用，当涂不复知法吏之能。汉魏以降，刺史、长吏皆司教化，视同文职，春秋决狱，诗礼化俗，以萧曹律法为耻，非孔门正途断不得清要。光武罢郡武职、典午废州军役，至此周政主义文治理想行将实现。

内地儒化烂熟之区，文治匪难。东京刺史起家监察，犹明科道，原无置尉之理。然江表寥廓，夷、獠[75]、溪、楯杂居，郡县军事殖民之意犹存。至于孙吴，守、尉无北顾之望，土豪有割据之心，非经略山越，不能开兵源、饷源。大帝君臣即地方武吏、土豪之盟，至暮年始有文职，问鼎中原力有未逮，绥靖土著本色当行。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辞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开新都郡，胜兵二十余万，土著居半。

永嘉五胡暴起，夷獠乘之，荆梁益宁，无复完土，方伯非皆虎臣，不足以自存。是以五朝乱制，长吏例兼尉职，所拥武力，非部曲私军，即伧楚流民。闽越东瓯之地，崇山险阻为亡国之薮，垂五百年矣。夷、越、吴、侨种落层叠而聚，后来者居下。中州侨户与土豪吴姓争雄长，土豪吴姓复与洞主夷酋争雄长。永嘉胜流竞会稽、诸暨膏腴之壤，伧楚健儿据浔阳、吕梁形胜之邦。临川地狭而多溪涧，晋安道阻而少羁縻，王灵不及，豪酋屯聚。

湘东罹难，文、武道尽；霸先承制，夷、獠开府。建邺战斗政权，君臣倒置，魈騃同蓬，浪人、降虏居半，固无待乎贞阳之统。司农因粮于土豪、洞主，斗将买醉于敌酋、虏奴。横海之师不作，吴儿俨然有公孙子阳（述）跃马之志。留异与周迪、周敷兄弟，顺逆出处各异，然皆为秦望边区社会回光返照，殆无可疑。

陈人以出身、政统论，皆不足以绍东京之绪。江左紫盖黄旗，王谢芝兰玉树，实已从江陵君臣同尽。兴国（陈文帝）、子华（陈武帝）叔侄内外交困，奔走于涂，亡命未暇，云胡立制。永明翼翼，朱张门第固非寒族敢犯；天嘉草草，宗室郡主亦为土豪和亲。魏晋二度封建，至此登峰造极。自春秋以降，种族社会形态最近于11世纪欧洲者，莫过于此时此地。辅以印度文化之瓜熟蒂落，融会楚、越、华、夷，若能杜绝王室身兼实证主义革命家之故伎，稍假时日、从容展布，华夏二世文明，或不至于如今之单调贫乏。

然而为时已晚。武川优孟衣冠，赖秦云耕战之地，重启官僚帝国程序，已不能容闽越封建自由次第成熟。东亚社会之不幸，内无罗马教会可以维系民间，外无英格兰可以平衡列强，终难逃其历史-地理宿命，徒留胚芽之不育者，狼藉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