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财务地域阶级问题

中山归国，坊间传闻携带巨额捐款。张季直（謇）庆曰：孙先生于列国信用素著。孙则辩称：唯有革命精神耳。临时政府罗掘俱穷，乞灵于押汉冶萍。清议哗然，以辛亥民军起于保路。川汉路未复，先弃汉冶萍，何以自圆其说？[6]

孙氏让国，实际意义即为奉送烫手山芋。袁之筹款术，亦不过以（较后之西原借款）苛刻条件求五国银行团“善后大借款”，填各省军需无底洞。民党多数派以宪政程序反对熊阁擅借外债，而自身亦无开源节流之术。实则有效者莫过裁军、文治二项。黄留守销兵、黎都督辞位，皆系配合举国各党共识、取誉媒体。此即胡适“立宪本系舆论政治”之良性反应，非项城个人权谋能致。

宋案横生，法统垂。武夫渐执国柄。然北洋老将尚守罗罗山（泽南）、曾湘阴（国藩）遗轨，文主武从、敬事士人。虽有兵争，不脱襄公竞技性质。扰动社会不深。文武决裂、国事大坏，始于五四。初，曹润田借日本怀柔外交之势筹款。其于北洋团体，不可谓无功。诸生受林长民唆，混“知日”、卖国于一谈，竟毁曹宅。徐菊人畏清议，免曹职。段氏（西原借款首要受益者）怒，以总统受北洋推戴，竟至于无是非若此。

东海（徐世昌）勉从，羁押诸生。自是直皖决绝，北洋解体。羁押一事，开军人（流氓无产者）凌驾长衫之渐，冒犯士大夫阶级尊严。宋明以降，南士独擅科场。文武之争、南北之争错杂，面子撕破，渐趋极端。三·一八、邵飘萍、林白水诸案绝难见于老袁当国期，以彼尚欲右文抑武之故。洪宪改制实为削藩，是以诸将多违命，否则区区一松坡（蔡锷）何能为。软禁章氏，已属极致。

士夫心轻武人，其来有渐。清制从明，文臣制军。血汗功高者位不过提督，而秀才为宰相根苗。军民人等过文庙，无不下马。北大负国子祭酒之望，生员纵非名门、亦必中产良民，受辱于“好男不为”之游民，自难免乾坤倒置之慨。设想今之校长雇民工、保安殴辱师生，其将奈何？今之文人地位远不如昔，恐亦难忍。名士联翩南下，北廷难以维持文官政府，媒体亲南背北，加卖国之名于北洋（不甚公正），皆自此始。

北伐功成，南北心结未解。宪法危机无药可救，怀念五色旗者何止白坚武，暗流涌动，及于“前汉”维新政府。国府从未切实统治北国政治真空，构成外战、内战直接原因。满洲独立、华北自治，皆日本暗中主持，而以恢复五族共和、联省自治为官方理由。弃国破家，前缘早定。

文人投身革命，以阶级利益论，实属士大夫集体自杀，同时化竞技式战争为社会灭绝性宗教战争，中间派、温和派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撕裂民族，清洗社会，伏脉千里，结穴于是。谓为转折，固无不可。向下沉沦，何尝非转折之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