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南京城里的纳粹旗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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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对中国的母女，惶恐地低着头赶路，在路过小粉桥路的时候，她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队日本兵从对面走了过来。

彼时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乱，禽兽横行，如同炼狱。

一名日军士兵很快发现了那对中国母女，他加速走了过来，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亲一边哭着哀求，一边拉着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后她被一脚踹倒在地上，旁边的日本士兵端起枪，周围的人都不敢作声了。

就在那个女儿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突然冲了过来，用英语大声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里的枪，也不敢动。

因为那个德国人，身穿德国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对面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路，最终决定放弃，掉头离开。

这一幕，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英的回忆。

那个半路杀出来的德国人，叫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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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

拉贝早年丧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学徒。因为老板的推荐，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908年，拉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名雇员，他被派往中国工作。1911年，拉贝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讯台（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在中国，拉贝去过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为长期在中国经商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

1935年，拉贝与同事在南京办公室前的合影

1931年，拉贝在中国南京定居下来。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门子的南京代表处负责人，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

同时，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没错，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

拉贝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那是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也是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

拉贝当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粉桥1号”这栋小楼连同院子，会在六年后成为中国难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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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陷落。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在南京这座古都的各个角落里每时每刻发生着。那个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狱里爬出的万千恶鬼，用突破人类想象力和耻辱度的残暴行为，不断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当然也震惊了约翰·拉贝。

在小粉桥1号那栋小楼里，愤怒的拉贝开始将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937年12月14日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8年1月1日

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翻开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日记，有很多是写给日军指挥官和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枪毙”“砍头”“强奸”这些名词几乎充斥了每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