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7/16页）

很可能他的借贷最高额法规并不仅限于意大利，而且也用于各行省；同时，意大利与各行省也都订下最高税率。月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利息不得课利，利息超出本金之后，不得再要利息——这些规定，是由鲁西乌斯·卢库卢斯在小亚细亚省首先规定（可能是以希腊—埃及为模板），他的继任者中较佳的几个则遵行。不久，这种规定也由其他行省的总督采用，最后，在公元前50年，由元老院的命令，各行省共同采用。卢库卢斯的这种法规能够未遭割损而成为帝国法的一部分，并成为罗马与现代关于利息的立法之基础，可能也是恺撒之功。

恢复农业

与限制资本力量并行的是恺撒着力于恢复农业，使之达到对国家最有益的状态。为此目的，必须更优良的警察管理与法律管理。在此之前，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有保障的。罗马的雇佣兵队长，在他们的一帮人没有帮助首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变成了匪盗，在伊特鲁里亚的森林作奸犯科，或任意搜刮村庄。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农民。恺撒的公共工程也具有类似的用意。例如，从罗马通过亚平宁山脉至亚德里亚海的大道，就是为了刺激意大利内陆的运输，而富奇内湖水位的降低，则为嘉惠马西农夫。除此之外，恺撒还采用了直接使农民受益的措施。例如，意大利的畜牧业主，雇用的牧人至少必须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由此使盗匪受到限制，而同时，自由身的无产阶级也因之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土地分配

由于恺撒在任执政官时就对土地问题有了经验，因之在这方面能比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更正确。他并未不计一切代价——包括反财产的革命（而以法律名目为掩饰）——来试图恢复小农的地位。相反的，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把财产——或公众视为财产的东西——的安全视为一切政治箴言中的第一条，也是最不可破坏的一条；只有在这个箴言的范围之内，他才寻求改善意大利小农的命运；他认为小农的问题也是国族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许多事待做。每一种私有权，不论是称之为财产，或继承权，不论是起于格拉古或苏拉，都受到他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恺撒恢复了二十人委员会，由此对意大利的土地权做严格的编制（连最小的土地浪费与疏忽都不可），然后，他把意大利所有的公地都标列出来，包括在宗教团体手中，而法律上属国家所有的，而以适合农耕的方式分配。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与撒姆尼的冬季牧场，凡属国有的，一律保留为公地；如果这些土地不足分配，则由公款购买意大利田庄；这个措施，至少也是统领的计划。

在选择新的农民时，自然先为老兵们预留名额；如此，由征兵而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反而变成尽可能有益于国家的措施了，因为恺撒征的兵是来自无产阶级，现在则使他们成为农民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荒芜的社团，如维爱和卡佩纳，似乎优先派遣新殖民）。恺撒规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二十年之内不得让渡其所有权；这是一个恰当的中庸办法，因为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买卖权，则大部分分配的土地不久又会回到大资本家之手，而如像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苏拉那样，规定永远不可出售，则终亦形同具文。

市政制度的改革

政府一方面积极铲除意大利国民生活中的病态因素，并强化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则试图给新的君主国以适当的社团生活，使国家最优良的分子活跃起来。公元前49年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公元前45年为意大利所颁发的市政命令——后者成为未来的基本法——显然有两种用意：一，清除各社团的一切不道德分子，尽管尚未运用警察的干预；二，彻底禁止集权，在社团中的活动有完全自由，有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官之权，对于民事与刑事审判，具有虽然有限但确定的权利。当然，在集会结社的权利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与警察法规有关。

这是恺撒为了改革意大利的经济而颁布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是无法扭动全局的，因为它们还任许多的罪恶继续存在下去，并由于严重地限制了交易的自由而造成种种伤害。再者，意大利的经济疾病实际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尽管如此，恺撒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像苏拉一般陷于绝望，仅以形式上的改革了事；我们可以说，恺撒所做的，已是作为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了。他不可能期望这些措施能够使意大利新生。相反的，他想沿另一条路来拯救国家，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恺撒当时各行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