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虱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扪虱”写到字面上却被人视为一件雅事，那起因自然在于王景略的“扪虱而谈，旁若无人”，此时用到本书做了书名的一部分，便有些让人感到酒鬼自附于李白似的。

但细想此生，也不是完全与虱公无缘。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随着串联大军北返时，身上起码拥有江浙皖三省的虱公，如果加上从外省学生身上串联过来的，那么除台湾以外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可能就齐聚一堂了。但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骚扰，或许是济济于藐尔一身的诸虱们此时开始争王争霸，正忙于内斗而无暇顾及活人，但更可能是那时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时刻准备被“触及”的灵魂极为敏感，于是皮肉躯壳就高度麻木了。可是一进家门，母亲便让立刻把衣服脱下，然后煮了几大盆开水，狠狠地把衣服烫了几遍，此时只见浮虱千百，顺流而下，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就这样“聚而歼旃”了。——记得当时就有些怅惘，而现在想起，则更多了一层遗憾：虽然与虱公有了肌肤之亲，竟连那一扪之缘也错过了！

所以“扪虱”一词在这里只是借了二十个世纪一位自称“扪虱谈虎客”先生的冠冕，做装点门面语，其实完全是吹嘘的。

真实的则是“谈鬼”。但鬼又“谈何容易”！苏东坡谪于黄州，最喜与人谈鬼，那是厌闻人事，更是怕说人事。文与可曾与东坡诗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郭功父赠诗更好：“莫向江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诗不能吟，月不能赏，形势如此，不说鬼还干什么！但那时竟无说鬼之禁，没有搞出一个“乌台鬼案”，也是舒亶之流失于疏忽吧。这“疏忽”拖了近千年，终于到了二十世纪补上了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禁鬼戏，是简单的破除迷信，并没有更深刻的用心，往好处想，是颇有“爱民如子”的美意的。我记得小时候看奚啸伯的《九更天》，吓得我一夜没有睡好，只要一闭眼，就见无头鬼跑来告状。所以禁了这些戏，也是考虑到老百姓智如孩提，不要吓出个好歹甚至中了邪吧。但后来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舞台上出现了《聊斋》里的《画皮》，多少剧种一齐上阵，各剧场中几乎全是这出戏（剩下的就是不那么叫座儿的《百丑图》了）。看了之后，夜里再闭眼就是青面獠牙的妖怪扑上来，比无头的鬼魂更可怕。但那是用披着美女人皮的恶鬼来影射“右派分子”，大约老百姓被吓上几吓就更能体会“右派分子”生吃人心的凶残吧。

但用鬼来“说事儿”从此就成了那时的“《春秋》笔法”，于是而用心深刻了：既然我用鬼来骂人，那么别人倘若谈鬼，怎么知道不是在变着法儿骂我呢？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反击国内外反动派，一部《不怕鬼的故事》便奉旨而编了出来。但同时却“不慎”给一些“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开了天窗，于是《李慧娘》《谢瑶环》之类的大毒草也趁机冒出来了，因为李慧娘大骂贾似道，正如海瑞的骂皇帝，而这位半闲堂中的贾平章据说就是影射着什么。更不能容忍的是，“有鬼无害”的歪腔邪调也唱起来了，这不是公然提倡用鬼来“反党”吗？原来鬼是只能奉旨而谈的。于是“旗手”初露峥嵘，一篇署名“梁璧辉”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鬼禁”便正式地开始，时在一九六三年。有人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轫之作，批《海瑞罢官》的先声。如此说来，“鬼”在政治斗争史中能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吧。

及至那“起于青萍之末”的大王之风“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鬼的禁令自然更形于严厉了。但好像那禁令并不大有效，因为即使是至高的革命权威，实际上对草民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也起不了消灭或扭转的作用。一九六八年以后我在农村，白天搞大批判，夜间说鬼故事，两不相干，也是大革命中的乡村一景。但老百姓绝对没有用鬼魂反“文革”的意思，（他们并不是怕什么，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轻蔑，一种新“精神”下来，说起来就是“又扯××蛋了”。）以我的浅薄之见，只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需求”。自然也不是不说鬼就活不下去，更不是说了鬼就可以填饱肚皮，只是学了一天大寨，与天与地斗过，再搞一阵大批判，与人也算斗了，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其乐无穷”的感觉，于是就到鬼这里找感觉，不仅有趣、刺激，而且比现实还多些人味儿，让人总算有些短暂的快乐。可是也不知不觉地把中国的幽冥文化传承下来，其中也难免有让“四人帮”一流不愉快甚至恐惧的成分，比如冤魂的复仇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