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纸钱起于何时？那时间的上限不难确定，自然是人间发明了纸，而纸的价钱也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唐人封演是最早探讨纸钱的人，《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条云：

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

纸钱之用，“魏晋以来始有其事”，那是最稳妥的说法，实际上也最贴近事实。有人要考证得更精确一些，如朱文公说“纸钱起于玄宗时王玙”（《朱子全书》卷三十九），那就差得太多。玄宗晚年惑于鬼神，祭祀事繁，全用玉帛大约有些应酬不暇，王玙便提议用纸钱祀神。但《新唐书·王玙传》中已经明言此前民间即“以纸寓钱为鬼事”了，所以王玙的贡献仅在于用纸钱协助昏君拍巫鬼妖神的马屁，其他则无与焉。而史家特别记下此事，大约是嗔怪王玙把民间的简率引进到庙堂，坏了祖宗的规矩吧。

而晚些年的戴埴在《鼠璞》中，则说“《法苑珠林》载纸钱起于殷长史”。殷长史应指殷叡，为王焕之婿，吃了丈人的挂落，被杀于南齐武帝永明末年。他丈人是佛教徒，而后来成了佞佛皇帝的萧衍也是他的好朋友，估计他也是信佛的吧。他的用纸钱或与对佛教的信仰有关，但故事的究竟却不清楚，因为现存《法苑珠林》中已经找不到相关的记载了。但南宋人洪兴祖在《杜诗辨证》中提到“南齐废帝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引自《爱日斋丛钞》卷五）。东昏侯在位与永明相距不过十年，看来纸钱在南齐时已经出现似无大错。但纸钱从发明到普及还是要相当长的时间的，所以瘗真钱的现象当时还普遍存在。《南史·隐逸传》中那位半路出家的和尚僧岩，死前对弟子说：“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佛弟子尚且如此，其余可知。

中国向来的习惯，总是把民间的发明视同于草寇的为王前驱，直等到为王公卿相采用，才正式颁发发明专利证的。所以纸钱并不一定是先由某个名人创造，早在南齐之前，民间应该就已经用于祀神和丧葬了。据诸书所述，纸钱的大行于社会，应是唐代的事，但溯其原始，封演说的“魏晋以来”还是不错的。

在纸钱出现之前，丧葬送死都是把人间的真铜钱埋在墓中。但这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做到，贫家无力办此，或者象征性地放上几枚，或者做些泥钱充数。可是这些都是在入葬时瘗埋入墓，一次性，从此不会再追加的。所以估计最初以纸做的冥钱，不但样子与现今所见大不相同，应该更为接近真钱，而且也是瘗埋于墓中的。

但这样的纸钱在幽冥文化的发展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它不过是偷工减料的冥钱，即从“象寓”的意义上说，早在几百年前的俑人以及陶制明器已经开了先河，这纸钱的文化价值与泥钱也相差无多。

纸钱在文化意义上的飞跃在于两点，一是它不再是仅仅在丧葬之时，即在平时年节祭祀祖先时也要使用，二是它变瘗埋为焚化。这一演变过程已经无可查考，但据后世一些坚持古礼的先生所说，其蜕变之咎乃在于释氏“资冥福”之说的影响。

纸钱的用于“资冥”，固然与佛教的传播有极大关系，但其实也正合于中国本土的孝道，方才能为民众以至士大夫所接受。人间逢年过节，只要手中还有几文，总要赶着“购物节大甩卖”采办些东西，念此及彼，孝子顺孙们也应想起冥界的祖先吧。但坟墓不是钱箱衣柜，开来开去极为不便，所以想随时把铜钱埋入一些是做不到的。由此便可以看出纸钱的优越。南宋耐得翁《就日录》记有一事，北宋时，邵雍春秋祭祀祖先，综合古今之礼行之，所以也焚烧纸钱。程颐以为不合于礼，便前来责问。康节先生答云：“明器之义也，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二程中伊川先生总是扮演老牌左派的矫伪角色，头天见了个歌妓，耿耿到第二天还不释于怀，皇上折了根柳枝，他便以为有伤“生意”，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混账话更是贻害至今，而此时他也是一副可厌的卫道面孔。但邵康节认为纸钱与其他的明器如泥车刍灵之类并无两样，只要能表达子孙的孝心，就没有什么不可用的。当然这纸钱也只是表表孝心而已，正如现在说的“常回家看看”，未必大包小包拿着，康节先生也并不认定纸片焚烧过去就会成了通神之钱的。

《枫窗小牍》又记道：南宋时高宗死后，百官奠哭，用纸钱路祭，刚登基的孝宗为了表现自己对嗣父的孝心，便嫌那些纸钱做得太小，弄得出丧不够排场。于是又有半通不通的谏官上奏，说：“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其意若曰，这纸钱本来就不该用，小一些又有何妨。孝宗看了大发脾气，把奏章往地上一扔，说：“邵尧夫那样的贤人，祭祖先不是也用纸钱吗？难道你活在世上就不用一文钱了吗？”谏官之本意是劝阻皇帝不要把丧事办得太铺张，但他的着眼点却并不高明，结果受了一顿抢白。而朱文公有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正是邵康节说的“明器之义”。可见焚化纸钱以供亡灵在冥间花用，这已经成了民间“尽孝”的公共准则，大儒都已经从众，小儒就不要乱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