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富强背后的进化论（第2/13页）

在晚清日趋严峻的内忧外患逼迫之下，无论在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内部，儒家的经世思想传统都强劲崛起。张灏分析过晚清经世致用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以《大学》为本的致用精神，《大学》的“修齐治平”，从修身出发，最后落实为治国平天下，经世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另一种模式是以制度安排为本位，“这种类型的致用精神是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以客观制度的安排和调整为其达到目的的途径。这种致用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冯桂芬”。[4]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后一种经世模式的出现。这种“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经世模式后来压倒了前一种道德政治的经世模式，成为晚清的主流思想。在自强运动之中，曾国藩虽然注意发展洋枪炮，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最后目标还是落实在民生。到了更现实主义的李鸿章，其洋务的政策举措，只剩下法家式的国家富强。李鸿章幕下的马建忠说得很明确：“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5]在晚清，国家富强逐渐成为中心，民生降到了第二位。19世纪中叶洋务派与清流派的争论，部分与此相关，洋务派追求的是国家富强，而清流派从传统的民生和道义立场，对此大加批评。不过，执着于财富和国家富强的浮士德式追求一旦从潘多拉盒子里面被释放出来，就再也无法收回去了。清流派衰落之后，经世和富强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成为最高评价，爱民主义从此鲜有人提。[6]

列奥·施特劳斯在论述西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时，将第一次浪潮看作是“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以及设想自然必须披上作为单纯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之外衣”。作为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人物，霍布斯用自我保存来理解自然法，用人的权利代替自然法，其结果“乃是对经济的日益强调”。[7]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亦是如此。在日益严峻的国势衰落面前，儒家原有的功利主义精神被释放出来，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第一步是从德性政治转变为重视经济民生的功利主义，第二步便是从重视民生的功利主义发展为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

中国历史上儒法之间的王道和霸道之争，其实质就是政治正当性究竟应该以民生为基础还是以国富为基础的争论。当晚清强大的功利主义潮流崛起的时候，儒家的经世精神与法家的富国强兵论产生了奇妙的合流，虽然新的王霸之争一度以清流和洋务的冲突展开，但并没有持续多久。相反，在新崛起的维新派思想家的视野之中，国民的权益和国家的富强不仅不相冲突，而且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观之，国民之私利与国家的富强，反而可以“合私为公”，相得益彰。王韬在19世纪中叶就敏锐地觉察到“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8]于是，儒家的经世传统与法家的富国强兵传统内在结合，产生了不可阻挡的以国家富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潮流。虽然自强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模式将富强阻击在用的层次，但在日益加深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局势下，只有富强才能保种保国，乃至最后保教，也是张之洞们所不得不承认的。正如王尔敏所指出的，“近代思潮之自具特色独成风气者，尚亦具有统一宗旨与共同趋势；抑且尚能综括全貌，可以一言以蔽之，则所谓足以纲纪一代思潮而构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实为富强思想。”[9]富强这一新的纲纪，不待康、梁一代登上历史舞台，实际在自强运动之中，已经呼之若出了。

除了从经世到富强之外，儒家价值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从义理到时势。宋明理学，乃是义理之学，儒家义理，万世不易，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义理，既是王朝正当性的世俗源头，也是天下士大夫清议的共同价值。然而到了晚清，义理开始被一个新的概念——时势所取代。当李鸿章脱口而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就意味着顺应时势、及时应变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了。晚清的各种文献之中，“世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流行词。世道变了，变化的不仅是外部的时势，而且是历史的内在之道“运会”。“运会”说来自宋儒邵雍，其基于有秩序之时间变化的观念，一年之中有年、月、日、时四种数字，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然后配合演衍，表示世、运、会、元之始终，以此说明“世变”并非偶然来由，而是出自天地自然的客观运转，人们无法抗拒，只能顺应时势，及时应变。[10]

世道的变化，与时势有关。根据汪晖的研究，时势是一个将历史的断裂转换为连续的概念。宋儒以理释天，将时势替换为理势，用来解释圣王之势为什么会转化，以此在历史变迁中论证天理的普遍存在，论证三代理想的变迁和发展。[11]不过，在宋明理学之中，时间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念，一直到明清之际，时间意识才真正产生。[12]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将义理置于历史的变化之中，王船山的“理势”概念则将理同时视作势，制度不仅要符合天理，而且也要符合势，符合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儒家义理之中，时势原本是以古代的三代为理想，是现在向古代的回归，而到明清之际，时势的内涵则改变了变化的方向，如果说“世运”说还带有历史循环论的意味的话，那么，晚清所复兴的“公羊三世说”则突破了历史循环论，有了向未来的趋势，康有为认为：“《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13]世不同，道就不同。儒家义理不再是万古长青、永恒不变的，而是要与世俱进。这就是世道的变化。于是时势的重要性超过了义理本身。与其钻研古人的义理，不如了解时势的变化。王韬说：今日“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14]康有为因此还将孔子本人称为“圣之时者”，[15]即最了解时势的圣人。为了挽救时运，一种新的“运会”说——以富强为轴心的历史进化论，一经严复引进中国，便迅速成为涤荡神州的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