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第3/10页）

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藉之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18]

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不仅《新青年》《新潮》如此，即便是五四时期的《东方杂志》也作如是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于1917年的《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一文，与《新青年》一样，同样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认为先有个人而后有国家：

欲使个人能尽力于国事，必使个人先尽力于自身。当其致力于自身之时，不必悬国家以为标的也。

杜亚泉特别强调：个人虽然对国家负有责任，但在尽责任之前，首先要巩固个人之地位，警惕个人被没入国家。[19]自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之后，大群与小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一直为中国思想家所重视。个人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究竟何为第一位？由于受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与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的影响，严复、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正如梁漱溟所指出：中国文化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是伦理本位或关系本位。[20]深受中国思想传统熏陶的严复、梁启超总是把个人与群体放在互动的脉络里面加以论述。在现代“合群”的国民共同体中，群己之间并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工具理性关系，而是互动的辩证和谐。只是处于国家有被列强瓜分之虞的晚清，比较起个人，国家的建构处于更重要、更急迫的位置，因而晚清的个人更多地被理解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民，而非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然而到了五四时期，个人的重要性大大突出，其不仅是一个集合概念的国民，而且成为独立于国家并具有优先性的自我。[21]杜亚泉虽然继承了严复的思想脉络，从群与己、国家与个人的界限角度思考问题，但他的重心已经不再落于国家，而是个人。个人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性，不再以国家为归宿，也不再具有晚清那样的同一性。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这种换位，成为五四时期与清末民初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分界之一，也是从《新青年》到《东方杂志》各类启蒙人士的思想共识。

在五四时期，国家工具论尚是温和的学说，最极端的莫过于国家偶像论或国家虚无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第一显学，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这里，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茅盾回忆说：

那时又因种种运动的失望，对于国家制度底本身，也发生了绝大的怀疑，所谓无政府主义，也很流行起来了。先前大家都提倡爱国，到了这时，连什么国家，什么政府都不要了。[22]

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慷慨激昂地号召打破一切人间的偶像，除了神佛仙鬼之外，最大的偶像就是晚清以来梁启超、严复所热情召唤的国家。陈独秀轻蔑地说：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若除去人民，单剩一片土地，国家便什么也不是。人们之所以要保存国家这个偶像，不过是借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他认为：“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打破一切偶像的目的，乃在于确立新的真理与信仰。国家与鬼神“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23]

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殉清自杀，引起舆论的关注，并产生不小的争议。社会学家陶孟和在《新青年》撰文，认为梁济殉清不值得，他说：“什么是爱国心呢？所爱的国是什么呢？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原来没有什么可爱。我们所爱的是同在这个抽象名词里头的生灵。……‘爱国心’这个名词常用为骗人的口头禅：君主用他保护皇室，帝国主义者用他保护资本家的利益，民国的执政者用他保护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为人民全体争幸福才可以激发爱国心，不然，这个名词是最危险、最祸害的。”[24]五四运动后不久，傅斯年离开中国赴英留学，临行之前他在《新潮》杂志上慨然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