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家国天下，乃是一个认同的问题，而且是中国人独特的认同方式。

所谓认同（identity），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指出的，它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认同由自我界定，是自我的想象建构，同时也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认同同时也是同一性的要求，通过自我的认同和他人的承认，形成同一的自我、同一的文化、同一的制度、同一的民族或同一的国家。

认同的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伴随着轴心文明的兴起而发生，但在古代社会长期而缓慢的历史过程之中，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道德与宗教共同体为人们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认同对象。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当传统的家族、地域、道德和宗教共同体一一瓦解，而维系心灵秩序的精神世界出现解体的时候，伴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的认同问题便成为一个时代性的突出问题。人们普遍地陷入精神和文化的迷茫，重新思考：我是谁？个人的自主性根源何在？为什么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解体之后，现代的民族国家成为个人无法回避的新的共同体认同？在这个新的共同体之中，维系社会基本关系的道德认同又是什么？人们的心灵秩序是否要依赖某种超越的宗教，是否依然要有信仰的皈依？等等。这种种现代性的迷茫构成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

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有多种表现。但最基本的认同危机体现在社会政治秩序与精神心灵秩序之中。在社会政治秩序之中，核心的问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是在现代性过程当中同时出现的，究竟如何形成个人与国家的认同？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这直接影响了对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理解和建构。在精神心灵秩序之中，如何建立道德和宗教的普遍性认同？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价值的信仰究竟如何确立？

在传统中国，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其基本架构是“自我——家族——帝国——天下”。传统中国的认同是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波外推；同时自我又并非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原子的个人，而是整个宇宙世界和家国关系中有机的一部分。古代中国缺乏国家认同，只有所谓的天下，在“自我——家族——帝国——天下”四者的关系中，自我和天下构成了最重要的两端，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特殊的自我价值观、世界观和社群意识。

晚清以后，古代中国的认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发生了两个层面的危机：政治秩序危机和精神秩序危机。在家族、王朝和天下秩序的解构过程之中，中国人不得不重新理解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现代的个人与国家概念诞生了，形成了现代的个人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

现代的认同有两个脉络：一个是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共同体认同，另一个是以心灵秩序为中心的精神价值的认同。

在共同体认同方面，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之中，涉及究竟是以个人为中心，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在19世纪末，这两种认同同时出现，互相内化，在国民/国家一体化思想体系中，获得了暂时的和谐。到20世纪初，日益严峻的现实选择面前，个人与国家的认同发生了分化，从此分道扬镳，以后发展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条不同的思想脉络。晚清的个人认同从儒家的自我概念中脱胎而来，形成了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仁学自我观，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民自我观，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自性自我观。这三种自我观，到五四，经过一系列的蜕变，演化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三种个人主义类型。在1930年代，随着民族存亡危机的加深，重建国家共同体成为时代的核心命题。然而，民族国家认同，是以制度性的政治认同，还是以文化性的社群认同为重心，在自由主义者内部显示出不同的思想谱系，这也是晚清梁启超多歧性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在分化结果。到1940年代中后期，国家认同的核心问题从“统一”转向为“民主”，又重新与个人自由发生内在的联系。所认同的不再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自由、民主普世性内涵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从现代中国的思想史脉络来看，中国的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而是内在地缠绕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现代认同区别于西方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重建认同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的“自我——家族——帝国——天下”谱系表面看起来被消解了，实质上是深刻地镶嵌在个人与国家的现代认同之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性之中关于个人、社群、国家和世界的独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