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化民成俗：流氓是如何教育百姓的

无所不在的皇权

　　小时候，朱元璋最常玩的游戏之一是做皇帝。这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带来了很大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

　　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候，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分权制、基层自治、个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制约。

　　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

　　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诏三日不传达。由于技术原因，大部分朝代里政府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县以下要靠乡绅协助进行乡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皇权的触角如传说中巨型章鱼那恐怖的腕足一样，突破了所有限制，伸入民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间草房，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

朱元璋最担心的事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不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顺民则大多遭遇悲惨。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老百姓“为奸顽之人所引诱”，“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顺民品质严重退化，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他的身体要难。因此，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百姓。尚未建国之时，朱元璋就曾经对刘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

　　“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

　　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驭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洪武朝的流动宣传员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极富前瞻性和现代性。

　　开国不久，朱元璋出台了“申明亭学习制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做“申明亭”，一个叫做“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是为了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现的恶人恶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每一百户人家（即每里）推选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讲说《宣谕》。朱元璋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顺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