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

　　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一 打击“越级上访”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乾隆心情不错。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遥望绿色笼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

　　大驾突然停了下来，前面传来了喧哗声。

　　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他们高举着两张纸，显然是告御状的。

　　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

　　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浓重的豫西话因为紧张更加难以听懂。费了老大劲，皇帝才听明白，原来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分别叫张钦和艾鹤年。他们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隐瞒灾情。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壮着胆来告御状。

　　乾隆的眉头锁了起来。怎么又是夏邑？

　　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今年尤其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无动于衷。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逭。

　　对于彭家屏的举报，乾隆并不很相信。因为第一，图勒炳阿因为精明而听话，一直颇为乾隆赏识。第二，按照朝廷纲纪，退休在家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过高官而干预地方公务。彭家屏的行为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厌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员拉帮结伙搞朋党，而彭家屏却很喜欢搞这一套。在雍正年间，他有过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攻击李卫政敌鄂尔泰的不光彩历史，所以乾隆对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后来说：“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乾隆朝东华录》）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他首先判断这是图勒炳阿与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机夸大其词，进行倾陷。作为皇帝，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镇定，似乎心里十分有底。那么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处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实地查勘灾情，然后共同向他汇报。

　　与此同时，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的一幕。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对官严一点上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

　　因为出身贫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洪武年间，有些民望极好的官员获罪罢职，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官员必然是好官，不但释放，甚至还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认为，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奸。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