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第3/10页）

“你抄这些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在钱玄同一再催促下，鲁迅终于松口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作了证实：“……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的劝驾，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五四”时期，鲁迅与钱玄同过从甚密，不仅常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还经常书信往返。据沈尹默回忆，当年鲁、钱二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常常占据了说话的中心，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没有插嘴的余地。鲁迅在日本时曾给钱玄同起了个“爬来爬去”的绰号，简称“爬翁”，钱玄同也给鲁迅起了个“猫头鹰”的绰号，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朋友，后来却因种种原因逐渐疏远了。

思想上的分野是他们彼此疏远的主要原因。“五四”以后，钱玄同钻入了当年自己所反对的故纸堆中，满足于当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潜心做学问，当年的战斗激情渐渐消失了。1924年《语丝》创刊，虽然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是创办人，但同人聚会时鲁迅却很少参加。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已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等到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时，二人关系已经十分疏远。

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40岁生日，他的几个朋友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准备在《语丝》上为他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文人独特的方式为他祝寿，此事几乎弄假成真。这显然属于文人的雅玩。鲁迅认为这种名士作派十分无聊，非常反感，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很不合时宜，便写了一首《教授杂咏》加以讽刺：“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因为钱玄同身体肥胖，又曾发过“人过四十，便该枪毙”的怪论。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已经跃然纸上。

钱玄同的老友黎锦熙说钱玄同确实署过“疑古玄同”，也印过这样的名片，但钱玄同后来没有承认。关于钱、鲁在孔德学校的偶遇，黎锦熙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钱先生不悦，适有一客来，是钱先生最要好的而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因此两人更愣住了。不久鲁迅匆匆离平，以后两人就更无说话的机会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这多少透露了二人疏远的某些信息。

“钱二疯子”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琯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他严词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

章太炎是“五四”时期公认的国学大师，影响广远，桃李天下。其间分为门人、弟子和学生三种。据周作人称，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章门弟子印《章氏丛书续编》，共有14人参加，大约算是章太炎认可的弟子，其中最受章太炎器重的一个是黄侃，另一个便是钱玄同。“弟子中自然当以黄季刚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说到真是敬爱老师的还须以钱玄同为最，虽然太炎曾经戏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周作人《琐忆钱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