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有时直上孤峰顶（第2/4页）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做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冯友兰做学问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女儿宗璞有一段回忆录，讲述了冯友兰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10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我会吗？我需要他的榜样，我向记忆深处寻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吗？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