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第7/8页）

在文章中，张元济阐述了中国应该如何参加世博会等一系列理念。比如他认为世博会不仅仅是一个振兴商业的平台，它与军事、教育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中展示自己，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印象，同时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展的，引以为鉴。此外，张元济还提出要为参加世博会精心挑选展品、培养人才，不可以恶俗粗劣之物充数，也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

张元济回国之后，亲自领导商务印书馆尽可能多地去参与世博会。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中确认，1910年之后商务印书馆至少参与了1911年都灵、1915年旧金山、1926年费城三届世博会。展品中包括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书籍和教科书、教具模型、理化仪器等，并先后取得了不少奖项。1926年，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商务印书馆更是展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机，颇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展品也是中国当时送展世博会少有的具有现代色彩的展品。除了世博会外，商务印书馆还参加了当时中国举办的几乎所有国内博览会，并出版了大量有关世博会的书籍。可以说，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文人中最早认识到世博会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近代企业中最热心参与世博会的一家。

当了一回没油水的“肉票”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而路，车上下来五个人，到张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者用手枪顶着押往门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张元济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大约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张元济，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张元济走了。张夫人、树源和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张树源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大家知道，绑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赎票”的钱，总有消息来的。家里人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匆匆赶到张家，对张夫人说，他收到张元济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在信中，张元济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元不是小数字。从哪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张元济来信前后，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目标确实不是“大老板”，对张元济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张元济被绑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来信来电，探询张元济下落，络绎不绝，忙坏了树源。张夫人拿出股票、首饰，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其中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商务印书馆有位编辑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张元济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张元济，后来被大家劝住。

不久，绑匪又来电话，约张家人到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事当然落到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起前往。爵禄饭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看来是有道理的。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张家当然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们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索要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张元济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张元济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张元济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张元济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有脱险的良策。

张元济盗窟六昼夜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张元济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张元济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张元济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取下黑布。张元济看出这是一所破旧的农家小屋，桌子上点着一枝蜡烛，墙边有一张破床，看得出用绳绑着床腿。屋里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那匪徒头目让手下人解开张元济手上的绳，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张元济倒还“优待”，抱来被子，让他睡在那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