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国始末
第一节 三国分立
魏武帝威望之隆，盖自平袁绍始。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六月，以操为丞相。十六年，命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十七年，割河南之荡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林虑，今河南林县。东郡之卫国、今山东观城县西。顿丘、今河北清丰县西南。东武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发干，今山东堂邑县西南。巨鹿之瘿陶、见第十一章第六节。曲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南和，今河北南和县。广平之任城，今山东济宁县。赵之襄国、见第三章第一节。邯郸、易阳，今河北永年县西。以益魏郡。十八年五月，封操为魏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十一月，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操，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1)《注》引《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此乃野言。《后汉书·后纪》，完以建安十四年卒，而《曹瞒传》谓其死于是时，其不足信，概可知矣。二十年，立操中女为皇后。命操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二十一年五月，进操爵为魏王。命王女为公主，食汤沐邑。二十二年，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大子。二十三年正月，京兆韦袆、与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大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烧丞1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颖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二十四年十月，操南征关羽。二十五年正月，卒于洛阳。年六十六。子丕嗣为丞相魏王。十月，受汉禅，是为魏文帝。案自后汉至南北朝，强臣篡夺相继，其事实始于魏文。魏文之基业，皆诒于魏武，世因以魏武为司马宣王之伦，此大误也。魏武果欲篡夺，何时不可自为？岂必待诸其子？《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载操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自言初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后征为校尉，迁典军校尉，乃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题墓道言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遭董卓之难，乃兴义兵。合兵能多得，然常自损，恐兵多意盛，与强敌争，更为祸始。其后破黄巾，讨二袁、刘表，皆意望已过。可谓言言肺腑。其述不欲代汉之志云：“或者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2)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决，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云云。自古英雄之自道，有如是其坦率诚挚者乎？身败则国家倾危，有能谓其言不然者乎？《注》又引《魏略》，言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与此可以参观。又引《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夫建安二十四年，即关羽围襄、樊，孙权取江陵之岁也。吴、蜀方强，可卒定乎？其为野言，又不问可知矣。《三国志·荀或传》云：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大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或。或以为大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大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或劳军于谁。因辄留或，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大祖军至濡须，或留寿春，以忧薨。明年，大祖遂为魏公矣。此又诬罔之谈。《郭嘉传》言：嘉死，大祖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此为天下得人之盛心也。禅让之志，惟公实无愧焉，而谓其不平于荀或，有是理乎？朝代革易之际，汉与魏、晋，实为古今一大升降。王莽之代汉，意本欲以拯救天下。魏武则功成不居，诚无愧孔子所谓至德。司马懿、萧道成之流，则徒为一身权位富贵之计，不足道矣。《武纪注》又引《魏书》言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常于南皮射雉，一日获三十六头。及造作宫室，缮制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豫自制终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大祖愍嫁娶之奢 僭1。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其略不世出，而又躬行俭德如此，岂流俗之士所能知哉？竞为野言，缘以造谤，宜矣。《三国志注》又引《曹瞒传》，谓大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尝以日达夕。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然终无所活。其言与《魏略》适相反。然不足信也。史所载魏武猜忌残酷之事颇多，如《魏志》崔琰、边让、孔融、祢衡等皆是也。然细思之，诸人实未必无取死之道。史之所传，盖不尽实。《曹瞒传》为吴人所作，其传闻不审，而又有意造谤，自更无论矣。《吴志·诸葛瑾传》载孙权论操之语，亦仅云“杀伐小为过差”，他无贬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