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三国志·会传》云：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言不若使余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邪？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族灭耳。”及会白邓艾不轨，文王将西，悌复曰：“钟会所统，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令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时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此乃事后附会之辞，非情实。观会白艾叛时司马昭之张皇可知。闻艾叛而犹如此，况于会乎？《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言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之，由是情好欢甚。此亦附会之谈。维与会甫为敌国，维即知人，岂能一见而知其有叛心？纵知之，岂能即说之以叛？盖会为繇子，本魏世臣，固有扶翼魏室之心。会佐司马氏，迄当帷幄之任，而伐蜀之役，忽膺专阃，未必非其自请而行，而其所以自诡伐蜀，乃正欲得所藉手以扶魏也。既欲扶魏而锄晋，自不能专任北兵；不能专任北兵，自不能不有取于姜维矣。《注》又引《华阳国志》曰：维教会诛北来诸将。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孙盛《晋阳秋》曰：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此所传虽不必尽实，维当日能否密与后主表疏，事殊可疑。然维乘会叛，别有所图，则理有可信。裴松之言：若令魏将皆死，兵在维手，杀会复蜀不难，此诚可乘之机也。维，天水冀人。冀今甘肃甘谷县。仕本郡，参军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大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大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邦。维等觉大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等。维等乃俱诣诸葛亮。盖凉州降下晚，其民多不服魏，此大守之所以疑维等。然以维之才，果其尽忠于魏，岂不能为杨阜，而遽诣诸葛亮？则亮与张裔、蒋琬书，称其心存汉室，诚不诬也。郤正著论论维曰：“姜伯约维字。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可谓知言矣。
魏景元四年，吴景帝休永安六年也。十月，蜀以魏见伐告。吴使大将军丁奉向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后主降魏闻至，然后罢。时蜀建宁大守霍弋，巴东领军罗宪，各保全一方。明年，吴镇军陆抗、抚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大守盛曼建平，吴所立郡，今四川巫山县。围宪。凡六月。魏荆州刺史胡烈救宪，抗等引还。魏以宪为武陵大守，巴东监军。据《霍峻传注》引《襄阳记》。
刘禅降后，司马昭以相国总百揆。还自长安，进爵为王。明年八月，昭卒，大子炎嗣相国晋王位。十二月，遂废魏而自立，是为晋武帝。
第八节 孙吴盛衰
孙权为人，颇有知略。孙策之将终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此非虚言，观权所任，吕蒙、陆逊等，皆望轻资浅之人；即赤壁之役，专听周瑜、鲁肃，与中国相抗，亦为危道；而能行之不疑，可见其知人之明。坚凡四子：长策，次权，次翊，次匡。《三国志·翊传》称其骁悍果烈，有兄策风。《注》引《典略》云：翊名俨。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盖深知江东草创，能守土者，在知略不在勇悍，不徒以序举也。当权初立之时，基业未定。史称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张纮传》云：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张昭传》言：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专归美于昭。盖是时中原犹未知权为何如人也。其创业亦云不易矣。然权之为人，究偏于轻侠。故虽能驱策武士，而不能任用文臣。张昭以严见惮，以高见外，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虞翻疏直，卒放交州。张温以声名大盛，亦致废绌。信任吕壹，至于大子数谏而不纳，大臣莫敢言。后以朱据见诬，乃诛之。见《权传》赤乌元年及《据传》。据与秦博俱为中书，见《顾雍传》。据事又见步骘、潘濬、是仪等《传》。专藉威刑劫制，而无学焉而后臣之之风，此其所以虽承中国丧乱，获保江东，而其为治之规模，卒无足观，亦无以裕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