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第9/31页）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与之交战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