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

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