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第2/3页）

长春，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在城内，近一百万平民困于城内，原文引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寸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长春被“解放”之日，己有至少三十万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长春并没有一个类似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以纪念这些饿死的平民，连一个纪念碑也没有。

笔者按：可能因为长春是被“解放”的而不是被“侵占”吧，于是在胜利者的史书上只留下“兵不血刃”的杰出作战典范，而“忠实”执行围城命令的解放军将领林彪，二十年后被亲生女儿告密以至一家死于非命！儿时，长辈向笔者讲述那个坑杀三十万赵军的秦将白起，死后不久，有人在一只被雷电击死的猪的肚内发现刻着“白起”二字。

盐城，一个在江苏北部的小城，“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当上了上将，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一九四六年冬天，刚被国军打下来的盐城，十室九空，城外护城河埋了三千个国军，城内的战壕埋了七百个共军。“他们大部分都只有十七岁。”

笔者按：更多，更多的战场情景，每一幅都是引用亲历者的描述，细致得怵目惊心。这些场景，在胜利者笔下只剩下“歼敌五十万”的数字，而对失败者而言，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屈辱与伤痛，如作者之言，这是历史的“黑盒”。解放军的残酷余数有所闻，然落在作者的笔下，他们也只是一些十七岁的少年。

福尔摩沙的少年

昭和二十年前的台湾人是如何过渡到民国三十八年的中国人呢？当然在香港有大量有关的书籍，只是笔者总提不起兴趣拿起来一读，这次正好透过龙氏的笔触以窥其一斑。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自小受皇民教化的台湾青年，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部在台湾招兵，第一期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第二期也只收一千，却涌来了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皮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日本厚生省统计，日本在二战其间在台湾招募军属，军夫，军人共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余下回到台湾的，一生被“民国”社会所鄙弃。如果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后被征兵的青年，就加入了国军开赴内战战场，有的后来被俘又当了解放军，那个年代，根据他们那年满十七岁，他们就加入了不同的军队，如果不死的话，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有一班青年加入了日军，被派去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做〔台湾特设勤劳团〕，最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埋葬大量被盟军炸死的日本兵尸体。拉包尔，新几内亚，这里是盟军的前线，驻扎了二十万名日本精兵，到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可以回家的人；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做苦力，到一九四五年被澳军解放，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送来的一千人，只有三百人生存。

另一班加入了日军的青年，被派去大马的山打根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就是看守十万名盟军战俘，大部分是英国在新加坡的协同军。“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龙氏走访了这些幸存者，有俘虏营的澳洲兵比尔，有从南京送去的国军俘虏利瓦伊恂，有台藉〔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两人战后被判十年。立体地呈现了当时俘虏营的情况，台藉〔监视员〕听命于上司，他们接受的军训第一课就是互打耳光，他们本来就时常给上司揍，揍俘虏是他们的职责，集体屠杀俘虏是军命不可违。他们有的也保护过国军战俘。龙氏提出了战争中的〔罪与罚〕，是下命令的上级该负全责，或是执行的下级需要负其独立“人道”责任，这些在欧洲战场也一样说不清。换了是今天的年青人，都有了独立思想的教育，而当他们认为这战争是不义时，他们有没有权利拒绝当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