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网上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这不是梦，这事就发生在中国，青年名叫武大郎。”有人借此调侃，也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来证明宋代的富庶——这当然是胡扯，因为武大郎只是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一个被设定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寻常底层市民。问题应该反过来求证：假如宋朝确实有一个武大郎，他可能过上段子所形容的生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需要评估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感谢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非常翔实的宋代物价与日常收入资料（如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靠着这些资料，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账目，并大体上描述出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宋朝平民的收入

说到宋朝人的经济收入，也许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官员俸禄。许多人都知道宋朝官员的工资高哇。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大略计算了一下：宋代宰相的月俸为300贯，加上各种补贴，如“职钱”“禄粟”“薪炭钱”“刍粟”“傔人衣粮”以及职田租金等，加起来不会少于500贯，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这个水准跟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知县的月俸为18贯，加上各类津贴，不会少于40贯，折算成人民币，月薪少说也有2万元，虽说不是很高，却也不算低。但我们要说的“武大郎”们并不是官员，显然不能以官员薪俸的标准来衡量宋代小市民的收入水平。

武大郎是一名在城市街巷叫卖炊饼（馒头）的小商贩。那么宋代的商人群体收入几何呢？建康府的“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大城市的富商，每日单房租的收入就有二三十贯，一年下来近万贯。南宋枣阳有一个叫作申师孟的职业经理人，“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申师孟是个经商奇才，用10万贯的本钱，三年获利20万贯。

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武大郎当然不可与这些大富商相提并论，我们要直接看宋朝小商贩的收入情况。南宋庆元初年，饶州小商贩鲁四公，在城里“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未尝与邻里有一语致争”。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商贩，日收入不到200文钱。吴中也有两名小商贩，“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靠卖活黄鳝为生，每天收入约3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小贩，每日“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可见一名宋朝小商贩的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之间。

工匠、佣工的日收入也维持差不多的水平。北宋中叶的“淮西达佣”，“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这名“达佣”每日出卖劳动力所得约100文钱，若多赚了十几、几十文，都尽买酒肉。宋朝官员雇请搬家的苦力，“日给雇钱人二百（文），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受雇的苦力往往还以路途遥远为由要求加价。崇宁年间，京师校书省雇请人抄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即每日工价约116文。南宋绍兴末年，舒州官营酒务“每日合用杂工壹拾贰名，每名日支工食钱贰佰伍拾文省，酒匠壹名日支工食三百文省”，酒务杂工的日工价为250文（省），酒匠为300文（省）。绍熙三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可知宋朝工人的日工价一般也为100文至300文。

其他职业的社会下层人日收入通常也有100文左右。樵夫：北宋张耒有一首诗描述了洛阳西部山民的生活水平：“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每天卖柴所得为100文钱。渔夫：南宋袁说友亦有诗描写长江三峡渔民的穷日子：“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日收入不足100文。自耕农：有学者统计了宋代第四等户的收入：除去税费之后，每年余粮约有70石，假设粮食的市价为800文每石，年收入约为56000文，平均每日150文左右。甚至一名乞丐也是“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