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辑 为什么说宋朝没有“顾命大臣”？

宋朝到底有多腐败？

有个写清朝帝王小说的历史作家断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我相信，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这种“信口开河”的论断都会一哂置之。因为，如果你要指出哪个朝代最腐败，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比如各个朝代的贪官数量、占该朝官员总数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贪官贪污了多少钱、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获得这些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如何敢断言哪朝“最腐败”？

道理已是如此浅显，但我还是时常在微博上看到许多网友引用那位历史作家的话，言之凿凿地声称“宋朝最腐败”。类似的说法听多了，便激起了我这个“处女座考据派”的好奇心，想考据考据宋朝到底有多腐败。最能直观呈现某个社会腐败程度的统计数据（如贪官总量、贪腐总额）不可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宋人对本朝官场腐败情况的记述——这总比今人的信口开河可靠得多吧。

所以我先去翻宋朝“公知”的文集。结果呢，书翻下来，给吓了一跳，按照宋人的描述，宋朝可不是腐败，而是太腐败了。

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给朝廷上了一封万言书《上执政书》，将大宋官场风气说得一团糟：“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范仲淹认为，宋朝绝大多数的县官是不合格的，不是志在贿赂，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70%～80%的州县都是如此。

我最钦佩的大宋“男神”苏轼，大约在嘉祐年间写了一组策论，阐述他的治国方略，其中一篇《决壅蔽策》也是将官场描成一片昏暗：“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说，今天的官场风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办事，简直难于上青天，必须用金钱开路才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与苏轼同时代、政见不同的王安石，曾于嘉祐三年给皇帝上书言事，也是极力抨击当时的官场风气：“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安石说，现在的大官小官都忙着开公司、做生意，以权谋私，大发其财。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宋看起来更加糟糕。淳熙十五年，当时最著名的“公知”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对之机，上“奏札”五篇，在谈及政界现状时，朱熹狠狠吐槽：“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朱夫子甚至将朝廷吐槽成贼窝：“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

与朱熹生活于同时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选德殿圣问奏》中也称：“循良者十无一二，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在他看来，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洁之士不到20%，而贪官污吏占了六七成。当然，以那时候文人的习惯，周必大肯定没有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

生活时代略晚一点的另一位南宋官员袁燮，则在他的《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中差不多将大宋官场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贪吏肆虐，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见得妄义，可以成风。”总之一句话：无官不贪，腐败成风。

如果这些宋朝“公知”的描述是真实无误的，我会觉得宋代官场之腐败简直适合用一句流行的戏言相形容：将所有官员随机编码，然后把单号的官员抓起来，一定还有贪官漏网。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将大宋官场说得乌烟瘴气的范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极有抱负的官员、学者，他们说的狠话，都是策论或奏札，换言之，都是说给君主或执政官听的，目的非为粉饰太平，非为拍马屁，而是要给朝廷制造压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饬吏治，改善民生。所以，他们宁愿将官场风气往坏里说，将腐败现象往重里说，不惜将“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九个手指头”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场腐败严重性，应该打一个折扣才切合实际——宋朝肯定存在腐败，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事实上，范仲淹、苏轼、王安石向朝廷上书“抹黑”官场的时间，都在宋仁宗朝，而仁宗朝其实是堪称“政治清明”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党争还处于良性状态，监察系统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反对派与台谏官对执政群体虎视眈眈，一发现露出腐败苗头便穷追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