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马连良往事（第11/22页）

那时的中国人，已是被革命观念冲昏了头脑的群体。即使心里明了利害与得失，但“多数的力量”也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放弃个人立场。加之，任何个人（包括名角马连良在内）在群体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作对就是错误。一石投下，激起层层涟漪。北京京剧团以外的演员也跟着强烈要求降薪。

其实，这个连锁效应早在官方估计之内。瞧，“报告”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北京市其他一些京剧团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问题，如京剧四团吴素秋、姜铁麟，新华京剧团徐东明，青年京剧团李元春、李韵秋等在整风后也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预料通过北京京剧团降薪，会引起很大影响，我们意见亦按北京京剧团的降薪原则，有计划、有领导地作适当的降低与调整，使之能够巩固整风成果，进一步具体贯彻剧团深入工农劳动群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北京京剧团这次降低与调整工资，是很不彻底的。我们准备在不断革命中来逐步解决北京京剧团及其他京剧团不合理的薪金问题。”

像马连良、谭富英这样的角儿，工资一下子降了500元，降幅颇大。跑龙套的，如贾荣生原薪30元（自报降为26元）、杨长生原薪26元（自报降为20元），本不属调整之列，也都降了薪，且降薪数目比自报的还低，每月工资18元。降薪方案的顺利完成，其关键是在剧团“迅速配备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领导核心”，且“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方案已定，但它的实施却因三年困难时期突至而搁浅。

继而，是干部下放劳动。剧团“国营”了，艺人“干部”了，党让干啥，就得干啥了。在“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口号下，许多剧团“一锅端”，全体演职员开到京郊工地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剧团一些积极分子，看到民工的高度责任心和英雄的干劲，极为感动，也大干起来放“卫星”⑻，连续劳动12小时。放完“卫星”以后，还强烈要求文化局领导能让他们经常参加劳动，并定为制度。当然，听到汇报的文化局领导也知道：京剧团下放劳动的表现最差，仅有30％的人参加了劳动。特别是那些有名气的演员即使下去了，干劲也不大。

「“过了两三年了，我可还记得在您家喝茶、吃饭的情形呢！”」

在这个时期，父亲和马连良有一次偶然的会晤。大概是1959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人行道上的残雪和沙尘混在一起，被踩成坚实的硬块。马路两旁堆着厚厚的积雪。由于气温回升，有些雪堆变成了灰色，变得松软。街道泥泞，从四合院灰色屋顶上的融雪开始滴落下来。天空是蔚蓝的，高挂着金黄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影，空气寒冷而清爽。

父亲忽然来了踏雪的雅兴，说：“我想去公园转转。”

母亲说：“小愚陪你去吧。”

我高兴得大喊：“万岁！”因为父亲好久没出去玩了。

父亲看看表，见已是上午十点，便说：“去颐和园是不行了，我们去中山公园吧！”

“好，”母亲说：“你们顺便到‘来今雨轩’看看，有没有冬菜包卖。”

没用多大工夫，老别克车把我们父女带到了中山公园的西门。

我挽着父亲，一路走，一路看。父亲不时还做深呼吸，见一块空旷之地的雪既厚且白，便弯下腰双手捧起一团雪，说：“好干净的雪，可以捧回家煮茗。”

我笑着，把他手上的雪打落在地，说：“你觉得干净，妈妈一定说它脏呢！”

父亲也不争辩，只是笑。父亲高兴，我就高兴。公园松柏参天，人迹稀少，幽雅中也带着一点悲戚。我们走了一段，忽见远处，隐约有一人影，径直而来。他行止温雅，风度翩翩。

父亲停下脚步，眯缝着眼，一看再看，说：“这个人好像是马连良。”

天哪，真的是马连良！马连良亦判别出我们，遂加快了脚步。

“章部长，身体可好？”他行至面前，挺腰敛胸，握手鞠躬，稳重又飘洒。

“好，好。”父亲惊喜得连声答道：“我要是身体不好，能到这儿赏雪景吗？”

他俩一问一答，拉起了家常。话题又扯到（19）57年的事，父亲说：“反右的时候，你在剧团情况怎么样？因为我的关系，给你带来许多的压力吧？”

“还好，还好，他们也就说我是火线入盟。”他告诉父亲，多亏彭（真）市长的保护，最后才平安无事。而李万春就未能过关。

我站在一旁直直地看着他——觉得马连良在台下，其姿态神情也是很可欣赏的：说话不疾不徐，目不他瞬，脸上泛着笑意。他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着。极自然，又极艺术。有一种做人圆通却令人不觉圆通的感觉。这并非是应酬的纯熟流利，而是一股渗透于性情、弥漫于眉宇的宁和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