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遭遇”之种种

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札记》中曾经谈到，被拍摄者在照相机前摆姿势“定格”的那一瞬间，具有某种使自身“坏死”的意味。为了说明摄影的这种“坏死之力”，他以当年巴黎公社社员的遭遇来隐喻：“某些公社社员自愿甚或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公社失败了，他们被梯也尔的警察认出并击毙，几乎无一幸免。”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里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社员的这段遭遇，但她的记述与罗兰·巴特略有不同，她是说统治者“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杀气腾腾的大围捕时首先使用了照相机”，而且从那以后“照片便成为现代国家监视及控制日益机动的人民时一种有用的工具”。

桑塔格引述这件事，意在强调“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并且是统治者主动地用照相机来猎取，但在巴特那里，照片成为证据，似乎是不经意间达成的，至少公社社员们“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的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

巴黎公社的时候，摄影发明不过才三十年出点头，其“提供证据”的功能即在统治者镇压民众时派上了用场。那也许是人类第一次尝到照相机瞬间定格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当然统治者并不这样看，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意外的“甜头”，而且按图索骥，通过照片来指认、缉拿反抗者的把戏，在梯也尔之后的一百多年来，一直就没断了上演，只是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日臻完善，如今在一些国家里，摄像镜头几乎已无所不在。

摄影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初创，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幻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先说被抄检。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文革”虽算不上什么改朝换代，但抄家之风在“文革”期间却如瘟疫一般，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个家庭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蒙受其害。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

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没的照片幸得物归原主，有的则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当年抄没后，待归还时已无法与物主取得联系，遂移交给了当地的文博部门。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翻检之下，积灰四扬，被呛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却不乏价值可观的精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门开始着手对这些照片开发整理，或举办展览，或出版专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经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抄检，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辑《老照片》里，记述了一张家藏老照片在一个世纪里的遭际。

1900年春，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图一）。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战乱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张照片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期间，潘津生先生的伯祖父、父亲和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感叹岁月流逝、家人聚散，赋予了这张家庭合影以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1964年，潘先生的父亲在题识中这样写道：

图一 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赖照片的主人别出心裁，将其藏在了居室拉门的缝隙间，才得以躲过“破四旧”一劫，完好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