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3/9页）

广东团练总局把它的势力从县发展到广州城南：从东莞、新安得到兵源，从顺德得到财源。[37]东莞以它勇猛的战士、卓越的射手闻名，一直是招募兵勇的传统地区。不如东莞出名的新安，在1856年由于苏廷魁的命令也成立了团练。当地最有势力的族长陈桂籍是苏的一个学生的兄弟。陈本人是进士，曾在北京户部任职；红巾叛乱期间，他反回广东照料家产。[38]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苏廷魁要求陈氏兄弟建立团练并组织对英国的抵制，因为新安是向香港提供农产品和劳力的主要基地。[39]苏是他们与叶名琛的衙门之间的联系人。但是总督发现，这个由广州的团练总局每年资助24000两白银的团练，实际上是一个宗族的工具，陈家利用它来解决与新安沿海各村的旧矛盾。当梧州发生骚乱时，陈氏兄弟说服柏贵，说只要他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组织三千多兵勇阻挡叛军，但被叶名琛驳回了。自然，陈氏兄弟收回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仍保持着对县里团练的控制。当苏廷魁1858年被任命为“钦差”时，他们立即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广东团练总局。[40]

基金和给养都由顺德的团练总局提供。花县的总局一建立，龙元僖就把大良公局的一些工作交给绅士委员会中一些可靠的人去处理。[41]龙元僖的族人龙葆成，负责管理一个筹集资金、担任联络的特别机构，称为“新青坛文社”，向广东团练总局输送了大量的借款、沙田租、厘金和捐款。[42]这笔钱交给总局的粮饷委员、来自顺德的前知县何大璋，由他去购买船只、武器，雇用兵勇。[43]

由于依靠顺德县，1859年初“大臣们”决定将总部迁往该处。[44]虽然北部各县也是抗英的，他们却没有供给广东团练总局在当地的各种需求。南海县尤其是这样。那里，“九十六村”与旧的升平社学一致，从1841年起就有自负的团练。在每次危机中，他们从来都拒绝向任何团练总局提供人员或资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战斗得勇敢、凶猛，甚至也使自己的行动与“大臣们”发出的指示相协调，但他们完全受自己设在石井的总部所控制。他们的总部以梁起鹏为首，他只有低级功名，是有名的梁姓族人。[45]如果说他们还承认任何合法的政治机构，那就是臬司在佛山的影子政府所建立的团练组织。

罗惇衍很快就使佛山的忠义者归顺了团练总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仍旧保留着它的防御总部：丝墟联防局——其总部设在佛山，并在南海、番禺的每一个丝市上都设有招募处[46]。1859年，联防局的各机构最终并入了广东团练总局。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但是，权力分散化又使得罗、龙、苏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大臣们”似乎形成了省里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但是，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

十八

抵抗运动

虽附省之郡邑团练尚属整齐，而自四年间股匪滋扰以后，民力迥非昔比，集众易，而不能令义愤之人襄粮以从。兵端开，而更虞致不逞之徒乘间而发。

穆克德讷和柏贵奏[47]

1858年上半年，乡村的团练使广州城为之恐慌。警察、士兵，只要在城门附近走动就会被抓走。对所有外国人的人头都悬了赏格。设置了陷阱。每晚都有建筑物被火箭或纵火者烧毁。有钱人都逃出了城。郊区荒无人烟，为抢劫集团提供了隐蔽所。[48]住在广州或是香港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买到粮食，也很难雇到帮工的人。地方官们已命令小店主离开广州，两万名劳工离开香港回家[49]。

巴夏礼徒劳地企图利用柏贵来安抚乡绅和忠于朝廷的官员。巡抚同意了，他写信给佛山的影子政府，请求他们停止无用的反抗。[50]但他的调停毫无用处。“大臣们”拥有的朝廷谕旨，似乎抵消了柏贵的权力。[51]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柏贵只是巴夏礼的傀儡，甚至咸丰帝也感到“柏贵禁止义兵之语，可见受其挟制”，皇帝要求“该督（黄宗汉）到粤后，仍当借绅民之力”[52]。柏贵认识到，三大臣一定会继续以省的名义说话，直到拥有更大权力的黄宗汉来代替他们。[53]但是，他仍然企图让北京知道，罗惇衍所描绘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团练运动的乐观景象，是歪曲了事实的。百姓实际上很穷，全省各地盗匪活动再次兴起，大多数广州人根本不关心占领问题。[54]

柏贵在皇帝心中引起的疑虑，由于收到正在前往南方途中的黄宗汉的报告而加重。[55]新总督试图在江西、江南、福建招集援军，但没有一个省可以向南方分出兵力。广东团练总局似乎是收复广州的唯一希望。[56]但是，已有迹象表明，群众的热情并不像罗、龙、苏说的那样高涨：“各乡团练并无剿夷之心。”[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