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6/9页）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汉奸”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政治的力量。1859年，当肇庆、嘉应以及梅岭通道地区再次发生叛乱时，这一力量是使广州得到极大安慰的源泉。似乎只有联军才能阻挡匪徒进入广州。[93]“确实曾有报告表明，当地匪徒打算同外省叛匪联合起来，伺机采取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94]。西方的蛮夷对中国来说，不再是陌生人；在控制的问题上，他们是政治上的对手。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当1859、1860年北方再次爆发战事时，三大臣仍幻想恢复抵抗运动[95]，但已为时太晚。广东团练总局的财源已枯竭，绅士们似乎不再关心大沽事件。罗惇衍催逼各地方官，苦苦抱怨显贵们拒绝交付他们的份额，甚至列出拖欠者的名单，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各宗族和各乡村不再合作了。人们以愤恨、轻蔑的口吻谈论三大臣；而当团练总局的收税人出现时，各村均武装自卫。[96]

当然，绅士中仍有一些人反对夷人，希望把英法联军赶出广东。但是，咸丰皇帝已告诫三大臣，“目前天津的乱局已不可收拾，但广州的事务仍可依前令处理，汝等必不可惹起事端”[97]。罗惇衍明知无所作为会失去所有尚存的地方排外者的支持，但仍不得不告诉绅士们取消对广州的进攻[98]。团练萎缩了，消亡了。在老的反洋人中心地区巡逻的英国士兵看到的是友好的农民，他们拒绝向绅士的团练局交纳保卫费用。一队英国兵甚至在罗、龙、苏曾作为团练总部的公局中过夜。在这里，一名县丞“深感邻村绅士力量的增长。据他说，他们曾使他的地位下降到几乎不起作用的地步”。现在，只有在风中飘动的撕破了的反洋人告示，才能使英国人记起广东的抵抗运动。[99]

1860年新年，两广总督穿起朝服庆贺，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表明旧秩序已经恢复。[100]英国人继续检举绑架者，在乡村巡逻，阻止在边界的叛匪，使他们不得逼近三角洲地区。[101]甚至南海、番禺的绅士们也开始接受联军存在的现实。一次他们向联军委员们提出，请求“发给一份以他们崇高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文件”，允许在石井建立团练以防盗匪。[102]他们怎么能对外国人统治的事实视而不见呢？他们自己的一名地方官审问两名罪犯时施用刑罚，巴夏礼断然把他投进了监狱。[103]

英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讽刺意味。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25年来他们走了多远。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60年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同曾与之战斗、并给予约束的官僚阶级等同起来；他们也不可能预见到，他们英国人将被新的中国视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这个新中国恰恰是他们无意中帮助建立起来的。

这么容易统治是太美满了。巴夏礼本人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所持的目的。现在，越早脱身越好，最好在引起新的纠葛之前。”[104]于是，1861年10月21日，就在20年前炎热的5月里卧乌古曾占领过的高地上，联军的指挥官们最后一次集合他们的队伍。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厚厚的城墙破裂崩坏了，河南华丽的别墅毁坏了，池塘里飘满了浮萍。[105]现在，礼炮燃响，换上了中国当局的旗帜。联军在最后一次胜利的夸耀中撤出了广州。[106]残破、卑微、经历了不能消除的变化的广州城，最后被留给了她自己。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广州城看着英法联军离去。

[1]《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

[2]1856年10月8日，广州一位绅士向地方官报告说，他认出了停在黄埔的一艘快速帆船（用中国索具的西式船）的水手中，混有1名海盗。4名官员和60名士兵登上船，它是中国人所有的，但在英国的航海册上以“亚罗”之名非法注册。当中国人扯下桅杆上的旗并逮捕12名中国水手时，好斗的领事巴夏礼声称英国国旗受到了污辱，他在包令和西摩尔海军上将全力支持下，要求总督叶名琛公开道歉。叶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最后通牒，于是导致了战争。

[3]1857年夏，因大米缺乏，米价涨为正常价格的3倍。广州的大米都得从暹罗进口。见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5，附件1, 185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