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德的博士论文（第2/3页）

李斯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选择他作为研究切入的角度也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卜德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他过于突出了李斯，而掩盖了秦始皇的作用。美国汉学家毕安祺（Carl W.Bishop）在书评中写道：“卜德认为秦始皇的许多功业实际上都来自李斯的建议，这在某些方面——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事实，我们无须质疑。但通观秦始皇的一生，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他有自己的思想，能够选择英才为自己服务。在这些人当中，李斯无疑是才能最杰出的，但尽管才能出众，李斯也只是‘始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的一个助手而已。秦始皇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那个时代，就此而言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此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有关他的信息都来自后人并不友善的记录。”（Pacific Affairs 1939年第1期）这种“不友善”从思想上来说主要是来自后世儒家的正统观点，最早的这类文字大概就是贾谊的《过秦论》，他认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的大秦帝国之所以“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就是因为“仁义不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几乎是同一思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本纪》）作为“暴秦”的丞相，李斯自然也逃脱不了后人不客观的记录和评价。所以要透过这样的记录和评价来还原历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卜德写作此文依据的基本史料是《史记》中记载秦国的部分：卷五《秦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在讨论秦国宗教、水渠和经济发展时卜德主要利用了《史记》中三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卷二十八至卷三十）。此外卜德较多利用的文献还有《战国策》、《韩非子》、《商君书》等。当时许多深埋在地下的资料还没有出土，卜德能利用的也就只能是这些传世的书面文献了。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利于秦始皇和李斯的观念，卜德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来予以反驳，如关于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后人窜入《史记》中的，为的是通过诽谤秦始皇的出生以说明其统治的非正统性。又如关于“焚书”的问题，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后世想象得那么严重，一方面秦始皇准许博士官保存《诗》、《书》、百家语，另一方面焚书真正实施的时间不大可能超过五年（即从公元前213年颁布禁令至前208年李斯去世），造成的损害甚至不如公元前206年造成的损害——这一年项羽焚毁了秦朝的宫殿。另外，卜德特别给出了一组数字：《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677种著作中，大约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卜德认为这组数字足以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当然，卜德并非一味专做翻案文章，他希望做的是尽量贴近历史，实事求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关于李斯与韩非关系的讨论（第3章第3节）。卜德详细考察了相关的材料——《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韩世家》、《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列传》以及《韩非子·存韩》、《战国策·秦策五》——有关韩非之死的记录，指出了其中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如《李斯列传》中无此事的记载，韩非使秦后李斯又去韩国游说），在明确论证了姚贾害死韩非不可信之后，卜德谨慎地认为《史记》中的两条材料大致可以认定李斯对于韩非之死难辞其咎：一、“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老子韩非列传》）二、“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秦始皇本纪》）

卜德的论文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著名学者德效骞（Homer H.Dubs）的关注。他在书评（载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9年第3期）中指出，尽管卜德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儒家道德主义观念的阴影，但他力图贴近历史，还原秦代面貌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德效骞认为，从人类历史上看，大的政治家从来不会是道德的楷模，对他们进行评价主要看事功，李斯的各种事功（特别是取消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制）使他完全可以被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卜德的研究拨开了历史的迷雾，重塑了李斯的形象，堪称佳作（an excellent piece of scholarship）。德效骞是当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权威，他对卜德此书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